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监狱制度

中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与监狱行刑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监狱在强调重刑治狱、严刑峻罚的同时,又主张“以德治狱”,以恤刑悯囚为策略,鼓励宽仁治狱,其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德治”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影响,探索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当前的监狱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先秦儒家重民思想刍仪

作为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主导理论,儒家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先秦时期周公旦的礼治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对孔夫子.孟轲等儒家代表人物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儒教思想长河的源头.他们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见解奠定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石.民主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而民主之路的第一步是重民思想乃至民本思想的确立!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时周公、孔子和孟子三位儒家鼻祖有关重民思想的追溯和分析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以期助益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     

孔子孟子的治国思想研究

孔孟儒学的治国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治国思想理论,在人贵论基础上确立了人是国家社会的主体和根本的民本论.以"民本·仁政·德治"为治国指导思想,"德治为先,礼刑并用"为治国基本方针,"庶·富·教"为立国三大要素,要求治国者必须具备"政者,正也"的素质,采用"修己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领导管理机制.孔孟儒家的治国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德治与法治仍有借鉴意义.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先秦儒家重民思想刍议

作为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主导理论,儒家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先秦时期周公旦的礼治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对孔夫子、孟轲等儒家代表人物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儒教思想长河的源头。他们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见解奠定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石。民主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而民主之路的第一步是重民思想乃至民本思想的确立!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周公、孔子和孟子三位儒家鼻祖有关重民思想的追溯和分析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以期助益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     

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思辨——解析儒家传统守法思想

儒家的守法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礼、德的遵守及对统治秩序的服从。礼治、德治、人治是儒家传统守法思想的核心,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早已超越的时代和历史背景的局限,现在看来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仍具有进步意义和挖掘价值。解析、挖掘儒家守法思想,自觉地激活传统中有利于现实,有利于发展的成分,传统思想才能成为法治建设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论宗族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梁启超先生曾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①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数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     

政治儒学与民主

现代中国思想史在总体上充斥着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拒绝和批判。二十一世纪初,儒学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似乎开始改变。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反对将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另外一位在当代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康晓光也如此认为,他倡议用儒家的"仁政"来代替民主。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们却完全接受在西方演化而来的民主宪政。尽管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徐复观所宣扬的以及1958年《宣言》所体现的政治儒学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并回荡在我们心中。蒋庆和康晓光提出的将儒学作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建议,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之道。     

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     

Natural justice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legal philosophy reveal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one of the major Confucian classics focusing on natural justice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via cosmic dynamics and its harmonious eternity. The rule of the saints modeling themselves after the heaven’s virtue is advocated as the so-called rule of man, or the rule of virtue, in which natural harmony in the cosmos is believed to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eternal and universal justice. Both the editor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pre-Qin dynasty and its commentator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availed themselves in repudiating the legalist utilitarianism abused in the despotic Qin dynasty and empty-world thoughts of Buddhism prevalent in the Tang dynasty by virtue of natural justice and cosmic fairness in heaven-mandated- nature theory. Their academic endeavors are directed at consolidating cosmological faith and moral fairness for Confucian political ideology in self-disciplining, family establishing, country ruling, and world harmonizing.     

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中国古代法外权思想考证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禅让制时代"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思想指导下,体现出"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的人性关怀。而世袭制家天下"明德慎刑"的目的在于"其宁惟永"的统治秩序的维护。通过对儒家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吕刑》与代表法家思想的《商君法》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制订出内容迥异的刑罚制度,却产生了共同的社会效果,即对法外权的发展与维护和对民众权利的限制,最终合二为一。从宽到严,从简到繁的刑罚体制的构建和刑罚思想的形成,成为导致历代封建王朝兴亡更迭的重要原因。     

孔子的国家观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发掘孔子思想的宝藏,深入了解孔子的国家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研究孔子的国家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变迁。     

我国社会公德的现代建构

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源于公域与私域的分离。传统中国公德缺失主要在于专制制度的摧残、道德体系的不健全、政治思想的落后、科学知识的缺乏和以家庭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大量存在五个方面的原因。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包括公德、私德两方面,但公德建设更为根本,它与当代中国公域的逐步发育相伴随。     

先秦道家法律思想研究--兼审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总体态度

对先秦道家法律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解析,认为道家由其无为哲学出发,主张"无为而治",因之,对儒家礼治学说就总体而言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但这种消极和否定并非如传统学术认定的那样绝对,特别是早期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不仅没有采取传统学术认定的那种鲜明反对态度,而且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兼容。     

从山西村治看民国特色的地方自治

民国时期,阎锡山兼管山西军民两政,开始推行村本政治,历时数十年形成规模并影响全国,使得山西能够在政局动荡之时基本保持了比较完好的地方秩序。山西村治是地方自治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下的产物,其中既具有西方地方自治经典定义中的一些成分,又具有传统儒家文化色彩,凸显了官治与民治的耦合。对山西村治的研究能够为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具体化、本土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