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及若干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主体应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只包含直接故意;客体是国家产品质量管理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犯罪对象“伪劣产品”中的“产品”概念应同《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概念一致,同时应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电力、煤气、血液等商品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另外还应对不属于本罪犯罪对象的建筑工程做出专门的规定;本罪的认定应将销售金额修改为经营金额。     

犯罪分层制度的检讨与启示

犯罪分层制度的构建动因是“大刑法”的改革设想和微罪扩张的现实趋势,而支撑理由可以归结为犯罪分层制度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两个面向上的价值。但是,从结构基础上看,我国轻微罪扩张的进程整体较为理性,“大刑法”改革的设想也已经破产,进而难以达到足以层次化的微罪数量。从制度价值上看,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法律价值名不副实,其在实体法上不能有效区分刑事可罚性,在程序法上也仅具有立法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难以证成,将犯罪分层制度的“轻重”理解为刑事政策的“宽严”,并不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稳定化等价值,反而导致了机械化。未来,我国刑事立法改革应破除对域外犯罪分层制度的盲目效仿和宣扬,而需认识到,粗糙机械地将犯罪的轻重分离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具体刑事制度的精细化和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构建和谐社会与严打刑事政策的调整

任何国家面对严重犯罪都不会无动于衷,严打实际上是对严重犯罪的强烈反应。关键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于严重犯罪要采取什么样的严打刑事政策,笔者认为,从重从快的严打实践难以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严打内容需要调整。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一方面使得集中打击某些突出犯罪成为必要,以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效能；另一方面使得资源消耗不宜过大,否则将影响正常司法。和谐社会首先应是常规的生活状态,那种试图建立严打长效机制的主张不切实际。严打不仅应在时空上受到严格控制,而且“集中资源”应成为基本模式,从重从快应逐渐淡出。法治条件下,处罚轻重是刑法对犯罪事实衡量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刑事犯罪频发的状态下,“严打”政策的实施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全感的强烈需求。但“严打”毕竟是对刑罚权的一种特殊分配,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现状及立法完善对策

中国大陆境内有组织犯罪现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30年的演进．目前总体形势表现为发展速度快、再生能力强、存在形态丰富和持续存在的时间较短：尤其是近10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活跃和蔓延趋势，从整体上加剧了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深度和广度。中国对有组织犯罪始终坚持严厉打击政策，但在执法层面却面临着可资利用的立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在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首先应根据有组织犯罪的规律及其本土表现．形成符合实际的有组织犯罪的整体性概念，并以此为指导对有组织犯罪各发展形态进行统一规制，为刑事打击的介入确立合理的起点；在反有组织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坚持“以严为主、以宽为辅”的基本政策导向和贯彻“打早打小”专门政策的具体要求，从严密法网、便利追诉和严厉制裁三方面推进立法完善。     

谈谈犯罪统计

犯罪统计是社会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关犯罪统计的研究则显得相形见绌①。本文不揣江浅陋，试图从犯罪学、刑法学和统计学的结合上，对犯罪统计问题提出管见，以期抛砖引玉。一、犯罪统计对象——刑法学上的犯罪犯罪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犯罪统计的对象，不是犯罪学上的犯罪，而应当是刑法学上的犯罪。犯罪学上的犯罪是指一切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包括“法定犯罪”、“准犯罪”和“待犯罪化犯罪”。其基本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刑法学上犯罪则不然，它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之审视与重构——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的考察

在当今风险社会背景下,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定位于在维护人权的基础上控制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中国目前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存在单极化的一系列风险,应重构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经济安全的犯罪,保障市场经济自由的复合型刑事立法政策。     

单位犯罪主体资格问题探析

单位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未能提供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判断标准,司法解释和判例也无实质上的实践判断依据.我国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实质上基于刑事政策的影响,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认定正是刑事政策价值取向的司法表现;从“利益”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国外法人犯罪的理念和立法流变以及我国立法、司法实践来看,“独立的利益”都应成为当下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实践标准;与自然人主体一体化是解决单位犯罪主体资格问题的最终出路.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适用情况研究

犯罪记录封存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设的一项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确立不仅在理论制度建构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预防犯罪等方面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其适用对象除了被法院判处5年以下轻罪的未成年人以外,应秉承“举重以明轻”,将适用对象扩大至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在适用主体方面,应包括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单位和个人等.同时,应设计完善犯罪记录封存的程序,制定严密的查询制度,完善检察监督程序,做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宣传工作.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过错被害人国家补偿问题刍议

我国已逐步展开被害人救助工作试点，虽然离完善的国家补偿制度距离尚远，但对制度设计的细节问题仍应提前研究。被害人补偿的正当性难以通过国家保护不力或社会风险分担予以说明，在规范语境下其正当性在于社会型国家的宪法目的设定。国家责任在补充性之外兼具福利性，因而补偿对象的关键特征为生活陷入困境，而不限于故意犯罪、暴力犯罪或身体伤害犯罪，补偿范围可分为保障性与补充性两部分，应以不同标准区别对待。过错被害人从事实与规范的角度可分为六种类型，对其补偿的扣减或拒绝，总体原则是保障性补偿须谨慎扣减，补充性补偿可灵活掌握，以务实的态度更好地实现国家补偿制度的目的。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宽严相济”与“两极化”之辨析

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生成背景、基本含义、精神实质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不宜混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矫正刑运动的危机及其反动,其基本含义是重重和轻轻二元分立、两极分化,其精神实质是重刑主义。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生成背景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实行宽区别对待、宽严互济、互补,其精神实质是宽严适度、侧重宽缓。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 ,我国的刑事政策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政策的制定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 ,并以此对犯罪和犯罪人进行分类。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 ,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采取“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刑法对任何行为的惩罚都要有正当化根据,要坚持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刑法都呈现泛化倾向,我国经济刑法也明显存在调整范围过度的现象。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经济犯罪的客体是国家经济秩序,这种理解难以符合市场经济本质和前行方向,容易引起经济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经济犯罪是市场主体滥用经济自由而导致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国家公共利益的伤害(危险),对其法益要从实质上解释,形式上只是违反特定经济制度或秩序,不产生具体法益侵害的行为,应由经济行政法调整,不宜纳入刑法范围。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要重视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限缩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     

刑罚权的边界:犯罪的定义与被定义的犯罪——对新一轮犯罪定义争鸣的基本态度

刑罚应处罚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属于刑事政策的话题。坚持现行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还是将治安违法行为和部分行政处罚行为一并归入刑法中的犯罪当中,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何种行为定位为犯罪,实际上涉及到刑罚权的边界问题,而刑罚权的运作受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法治模型选择、公权力制约以及法治的适宜性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无论从分权的角度,还是基于法治的判断,乃至文化、国情等维度进行衡量,现行刑法对犯罪定义的基础性界定,仍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论一般没收财产刑应予废止

由没收财产刑的体系地位与适用对象可以看出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重的附加刑。但如果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来看 ,没收财产刑如果作为一种剥夺部分财产的刑罚 ,在已经有罚金刑规定的情况 ,没有存在的必要 ;作为对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严重犯罪适用的判处没收财产 ,难于看出其特殊的性质 ;作为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附加刑 ,违反刑法的基本目的 ,其存在具有一定的超刑事责任范围的任意处置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倾向。因此 ,笔者认为 ,一般的没收财产刑应予废止。     

从人权入宪看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刑事政策理论以法律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政权,忽略人权保障,这种刑事政策以“严打”方针为集中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被写进《宪法》,必将对我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人本主义理念将主导刑事政策的未来发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得到兼顾,宽严相济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