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萨科的“法律共振峰”学说

本文对意大利法学教授萨科近年来所提出的“法律共振峰”学说作了评述,认为这一学说强调对比较法的动态研究,对我国法学,特别是比较法学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有很大局限性。它与我国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是很不适应的。     

略谈“注释法学”

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一些法学文章中,屡屡看到把“注释法学”作为法律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落伍现象,认为,法学的发展标志之一就是“注释法学”的衰落。这种观点令人惊讶,同时,也说明人们对“注释法学”的认识是错误的,起码是偏面的,他们似乎都没能注意这一点,即注释法学首先是法学。作为法学,它必须结合法制在其特定的系统来研究,只有在法律制度中,法律才是实在有效的。注释法学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注释的方式进行法学研究的,它不单单是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而是把法律条文置于法学系统、法律制度中去研究,它主要是理解,其次才是说明,它所依据的不应该是条文的内容,而是法理,因为条文并不能说明本身的意义。这种学理的研究并不考虑法规本身的效力,而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目前,我国很少有     

谈“法制”和“法治”

法制和法治在我国现在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对这两个词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这两个词的意思一样 ,有些人认为这两个词意思不大一样 ,也有些人认为这两个词的意思相近 ,只是程度不同。弄清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对于法学研究和我国的法律建设有重要的意义。法制一词原指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典籍《国语》中就出现过 :“今陈国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间 ,功成而不收 ,民罢于逸乐 ,是弃先王之法制也。”《吕氏春秋 .孟秋记》也用到了法制一词 :“是月也 ,命有习修法制 ,缮囹圄 ,具桎梏 ,禁止奸。”《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法制的解释为…     

论“一国两法”

在我们历史地观察现实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时,就不难发现,要将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一国两制”构想变为现实——特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就要用一整套法律固定下来,而“一国两法”是其不可缺少的保障。“一国两法”是社会主义类型法律与资本主义类型法律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它的出现及其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冲击,将是促进我国法学及法制建设发展的动力。     

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以三种法理知识生产为中心

民国时期某些法理知识生产具有“世界化”的特点。对这种特点进行探讨,可以深入理解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可以深入理解这些生产和其时多元微观中国法律法学活动因素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探讨,以及对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理解,可以确立一种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的新型认知模式。     

我国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

政策和法律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从法学的角度看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两个术语差距亦是很大,然而这两个术语在我国学术研究中被混用,所以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和矛盾,这有各方面的原因。厘清两者的界限,认清它们的关系,对严格学术有基础性的意义。     

应该正确使用“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术语

“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这两个术语,在刑事判决书中经常出现。有些同志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存在一些问题,在此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是两个有特定含义的法律术语。所谓“从重”、“从轻”,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与同类事     

“九七”后香港驻军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正> 在邓小平同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理论指导下,我国政府先后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分别就收回香港和澳门达成协议,圆满解决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的颁布,则是香港进入依法平稳过渡时期的历史性标志,也为法学工作者研究“一国两制”的具体法律运作提供了立法依据。两年多来,我国法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对“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这一重大课题进行     

还是用“行为规范”更规范

“法律规范”的定义,至今尚未统一。统编《法学基础理论》教材,就有两种论述。其一:法律规范是一种行为规则;其二:法律规范是一种行为规范。《法学词典》将法释为“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也混用“行为规则”与“行为规范”两个概念。笔者认为这是     

“法律监督”辨析

“法律监督”是我国法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但是,人们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往往存在着某些误区。有的把“法律监督”视为“监督法律的实施”的同义语,有的把“法律监督”解释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一切立法、执法等法律活动进行监视、督促并对违法活动进行检举、矫正的行为的总称。这些理解都是对法律监督基本内涵的泛化,在实践中导致了对不同监督行为性质的混淆。其实,法律监督与监督法律的实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人都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把任何监督法律实施情况的行为都视为“…     

法律行为理论在欧洲私法史上的产生及术语表达问题研究

法律行为理论在欧洲私法史上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中世纪社会组织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在法律上承认个人自主决定其法律领域。法律行为理论的产生,就其实质内涵而言,受到意志论的法学思想的影响;就其形式角度而言,受到欧洲近代法学对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理论分析的影响。在法律行为的概念表述上,存在德国式的二元术语体系与法国式的一元体系的区别。中国应该采用二元术语体系,以“法效行为”指称“一般意义上具有法律后果的行为”,以“法律行为”指称“产生行为人的意志所欲求的法律后果的行为”。     

“法律人”建构论纲

立足于法学学科基点的设定,必须提炼“法律人”的人学模式。所谓法律人,即参与法律生活的普通民众,他们依存于法律、参与法律及受制于法律。法学体系、法律基础、法律分析及法律发展方面的需要,为法律人模式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人类行为的常态、法律制度中人的观念的引入及法学流派有关人的模式的竞争,使法律人模式的构建得以可能。至于法律人的具体特性,论文以“拟制人”、“一般人”、“正常人”、“复合人”进行了概括。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两制”对传统理论法学的发展

“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全新政治现象,涉及到我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其他重要制度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在理论上向传统法学提出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本文仅就此试作初步探讨。     

法律经济学初探

一、法律经济学及其产生 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从而揭示法律制度和经济体制相互运行之间的制约关系和影响作用的学说,被人们称之为法律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与经济学、经济分析法学或“新法学”。这一称谓的多样性,本身就反映了法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的交叉共溶性特点,以及法律与经济运行的相互关联性。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恶法非法”之争及其影响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大命题之对立是自古以来法学界的一大重要争论点,这个问题贯穿了几乎整个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围绕着这一争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法学观点或法学理论体系.而其中的许多理论至今依然极具法学理论研究价值.甚至可以说,由于对这一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议引导了很大一部分当代主流的法律思想的产生.本文拟通过西方思想史上“恶法非法”之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立场的简要介绍,对这场至今未有确定结论的争端对当代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做出简要评析.     

法律诊所教育视角下的法学教学模式创新——以开放教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课程教学为例

传统法学教学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法律诊所式教学是法律实践性教育的经典模式,借鉴法律诊所式教学的内容来完善我国的传统法学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开放教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课程中引入法律诊所式教学是创新法学教学模式的一种尝试.     

“法制”与“法治”──一种法律文化学探讨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内涵相通、外延不完全重叠的法学基本范畴。法制是一个具有动态和静态双重规定性的概念，它既是对静态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客观性描述，也是对法律实现过程的客观性描述，它本身不具有内发的价值要求，故而存在于各种形态的社会和国家之中。法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实证意义上的法治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价值意义上看，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的原则与理想，它是权利、公平、正义、秩序等法价值要素的统一体。法制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载体，法治理想实现最终要落实在具体法制运作之上；法治向具体法制提出了运作的应有目标，符合法治原则的法制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法学人才的培养应从“知识”型转向“智力”型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法学教育必须坚持“三个面向”,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法制社会的建立,准备大批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学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这些各级各类的法学人才大军,应该符合新时代潮流和特点,“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为此,需要改革我国现行法学教育的体制(包括对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以及教学过程等各个方面。本文只着重讨论我国法学教育的个人目标的转变,即从培养“知识型”法学人才转向“智力型”法学人才的问题。应该培养“智力型”法学人才     

“七五”期间法学研究展望

如果说“六五”是法学研究的预热期,那么,“七五”将是法学研究的一个高潮。随着法学研究的恢复工作已近完成,一些主要的基本法律已颁布实行,普法工作已具规模。基础性的法学教材编写、法学工具书的编纂等工作的初级阶段已近完成。研究的深入化是下一步的任务。同时,法学研究在思想内容、体例结构、研究角度等方面也将有很大的创新和大规模的突破。“七五”期间法学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两部分: 一、在结合“七五”计划和改革的实际,法学研究有如下几个重要课题: (一)“一国两制中”的法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