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的思考

犯罪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是现场勘查程序中一项重要的见证制度,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保证程序正义、制衡相关权利,同时保证证据的真实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贯彻落实,其中有程序参与人的主观原因,更是因为该制度缺乏存在意义和执行细则。本文从该制度的实践出发,结合当前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现状,分析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存在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思路。     

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试图从人权保障的角度重新诠释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正义观念本源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罗尔斯提出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作为一种制度现实，是我们认识和构建程序正义理论的前提；程序正义必须以人权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基于人权保障的思想，程序正义理论要求实体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要求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制约权力和保障人格尊严；最后提出了通过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具体司法原则。     

浅议程序正义的局限性

程序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是一项重要的价值原则,对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程序正义的追求对我们的法制化建设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不懈地追求着程序正义.但是程序正义的实现需要特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再加上现代诉讼理论和模式的变迁,以至于很多案件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并没有体现程序正义原则.本文指出为了能够在我国很好地实现程序正义,我们必须认识到程序正义局限性,以及在我国如何来确立和完善体现程序正义和程序正义局限性的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

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的见证活动范围主要限于侦查阶段,尤其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定诉讼行为的具体实施过程,且主要针对专门机关实施的诉讼行为进行见证。见证人的设置是权力制约理念的产物,与程序正义理论遥相呼应。见证活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为监督,二为证明。《刑事诉讼法》应赋予见证人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并规定相应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及其展开

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社会中培育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性动力，主观程序正义理论因其社会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可能成为推动程序正义理念内生化的切入点。传统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跨文化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存在过于强调文化因素、忽视社会动态发展、滥用“集体主义”观念等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需要超越此种模式，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将“文化”概念具体化、回到事实本身发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着力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中恰当定位。在具体研究中，前述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在政策导向中寻找突破口、在典型场景中寻找事实、在主观感受中寻找制度衔接等特点。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推动程序正义理论的中国化和程序正义理念的内生化。     

论政府决策听证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

政府决策听证制度确立的理论基础包括其宪政基础即社会契约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行政实体法基础即依法行政原则,行政程序法基础即利益代表理论和程序正义原则,行政决策学基础即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理论,它们共同构成政府决策听证制度产生的原因,因而称其为基础。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理论基础

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革和完善 ,就要对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西方国家既判力理论、避免双重危险理论等原则中所体现的有益价值观 ,也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在构建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中加以吸收。通过研究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推动刑事诉讼改革 ,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事再审制度 ,努力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制度

释明权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其理论基础是辩论主义。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通过释明权的行使,促进法官与当事人的沟通,使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获得实现。但是目前我国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认识比较模糊,立法规定也很粗略,本文通过对这一制度的梳理,以期对释明权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程序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新型的辩护形态。对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可以从程序正义理论、控辩平衡理论及诉权理论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程序正义理论的再梳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遵循罗尔斯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里,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纯粹的程序正义;并认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决定了结果的实体正义.在学术界,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产生了涟漪:赞同观点和反对主张同时存在.作为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里,罗尔斯修订了其在<正义论>里的观点,认为:程序正义的正义性,部分依赖结果的实体正义性.学术思想的修正,并不代表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放弃,而是加强了程序正义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石.     

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对话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它具有公平价值、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等多重价值,以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为三大理论基础,并以正义价值为核心价值。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而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就是对矫正正义的矫正,它的正义是＂和谐的正义＂,是＂无害的正义＂。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价值瑕疵,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缺陷,为了避免它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要明确界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与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并且从程序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程序正义及其局限性

程序正义是现代法的程序结构派生出的一种伦理形态 ,其本质为程序之中的伦理、非人格化的伦理、相对化和形式化的伦理、程序化的制度伦理。现实当中的程序正义是选举、司法以及立法、行政管理正当化的观念基础 ,宪政民主体制的伦理内涵。然而 ,程序正义之不幸在于其代表的乃是强者的正义 ,因而对弱者的权利保障是宪政民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现代社会中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一般而言,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进路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规范性程序正义理论是我国程序正义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这种研究进路虽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也存在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法社会学对于程序正义的描述性研究有助于克服这些问题,并可以加深我们对程序正义的认识和理解.     

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对话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它具有公平价值、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等多重价值,以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为三大理论基础,并以正义价值为核心价值.司法正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而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就是对矫正正义的矫正,它的正义是"和谐的正义",是"无害的正义".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价值瑕疵,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缺陷,为了避免它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要明确界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与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并且从程序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及其在我国的制度构想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论刑事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

我国更多地重视刑事诉讼程序的工具价值,忽视了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刑诉程序的独立价值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作为独立价值的正当基础在于其使得刑事诉讼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了正义,并保证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得到了尊重,使得裁判结果能够更为被告人接受。"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层目的在于推动实现程序正义独立价值。     

论民主政治程序化的理论基础--对政治稳定、法治秩序与程序建设的理性思考

本文从政治稳定、法治秩序与程序建设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了民主政治程序化的理论基础是程序正义的理论观点.作者认为,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法治秩序是政治稳定的最优选择,程序正义是法治秩序的构建模式.如果要将政治文明建设纳入程序化的轨道,程序正义堪称是制度化的基石.     

程序类型化理论：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

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多是从效率的角度来阐述的,对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张从程序的功能--正义再分配的角度入手,探讨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通过分析,认为程序的类型化理论是程序设置在制度层面上的理论支撑,进而提出简易程序设置的理论根源也在于程序类型化理论,最终落脚于实现正义.     

刑事和解制度论纲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