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对司法权的负面影响

“议行合一”会对司法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 ,由于“议行合一”将司法权视为行政权的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司法权行政化的弊端 ;其二 ,“议行合一”试图将民主原则、民主程序贯彻到司法中来 ,违背了司法权的本质规律 ,使得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得不屈从于波动化的民意 ;其三 ,根据“议行合一”原则及其观念所设置的由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方式来承担政治责任、由人大选任与罢免法官、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与质询权等一系列问题与审判独立的原则也有不相容的嫌疑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议行”不宜“合一”

多年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和理论学界一般都把“议行合一”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并以之与“三权分立”相对立,与“民主集中制”相混用。本文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非“议行合一”,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议行不宜合一”这个论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证。     

“议行合一”说不宜继续沿用

“议行合一”说在我国法学界仍有很大影响。“议行合一”说的理论前提有错误 ,在政权组织建设问题上有向个人或机构集权体制倒退的倾向 ,不能作为国家机构内权力横向配置的一般原则 ,可能误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因此不宜继续提倡。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     

如何认识"议行合一"说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对“议行合一”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它理解为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性和代议机关权力的至高性。从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在“议行合一”的第一种含义上来讨论问题已经没有意义。“议行合一”说争论的实质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我们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我国现阶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存在着不少弊端,又有其显著的长处。因此,我们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要在改革中保持并发扬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优势。     

英国宪政的历史性转折--英国《2004年宪法性改革法案》述评

英国《2004年宪法性改革法案》以司法独立为依归,将贵族院的司法权剥离出来,改变了英国贵族院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传统模式。结合近些年来英国的宪政改革成就,这一改革法案若获得通过,英国宪政将会出现如下转折性趋势: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由绝对“议会至上”走向相对“议会至上”;清理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颁布一部成文宪法;司法进一步独立并最终形成违宪审查制度。而这些改革对我们重新理解“议行合一”以及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关于议行合一的含义,有必要从议行合一的始源——巴黎公社谈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     

论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

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出现，其功能在于调和国家权力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张力。议行复合结构主要由两类议行关系构成：一类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一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在前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从属于全国人大，这延续着议行合一的形式；在后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不从属于常委会，这可谓对议行合一的超越。在议行复合结构中，全国人大作为民主正当性的源泉，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传输民主正当性；更具行动能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则承担着日常性的立法、行政职能。我国宪法上议行复合结构的出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内涵，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     

中国封建刑律中的八议

“八议”是中国君主专制时期曹魏以后各代王朝在刑律中对于八类权贵人物犯罪所规定的特殊优遇。根据《唐律》八议条，“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所谓“亲”是指皇室的某一范围内的亲属；“故”是指皇室的某些故旧；“贤”是朝廷认为“有大德行”；“能”是“有大才业”；“功”是“有大功勋”；“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是“有大勤劳”；“宾”是“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论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倡导过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实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与民主集中制不是同一概念。列宁是在反对党内小组主义和战争背景下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涵盖宪法的全部内容,被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等宪法基本原则所决定,是宪法的具体原则。     

行政司法浅议

<正> 我国是“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三权分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由权力机关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授予。为了有效地从事国家管理,权力机关依法授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裁决权,从而使行政机关具有司法职能。我国学者把行政机关的司法活动称行政     

国外司法变更权的规定浅介

司法变更权,是指法院依法审理行政案件时,根据有关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改变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的权力。由于各国的国体、国情和受理行政案作法院的不同,各国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是否享有司法变更权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充分享有司法变更权型 苏联与我国的国体基本相同,都是“议行合一”,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向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都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法院如果认定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82年宪法与中国宪政——写在82年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之际

82年宪法颁布实施 2 0年来 ,是国家政治局面最为稳定的 2 0年 ,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 2 0年。但是 ,82年宪法的诸如“权力双轨制”、“人大至上性”、“议行合一”等历史局限性 ,又与宪政的基本精神发生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是 82年宪法和中国宪政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侦查权的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对侦查权实施司法审查是一项世界性的经验,此项制度在我国面临着与"议行合一"的政体不符;有损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并可能导致产生法院人手不足、审前预断等诸多困难.论文对这些障碍因素逐一进行了分析并加以反驳,并对侦查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了看法.     

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路径优化探讨

<正>2023年8月，司法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乡村振兴法治同行”常态化活动的开展，是自2021年5月以来在全国开展的“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的提质升级，将法治乡村建设推向了新高度。常态化的法治乡村建设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和治理作用，以“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合一”集合效应和常态化“法治同行”伴生模式，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建设行稳致远。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 干部人事制度亟待解决的硬伤

政策之伤：一把手“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委既是决策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同时党内监督机关也在其领导之下，集党内三权于一体的党委，成了一级党组织中的唯一领导机关。在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下，党内权力实难平衡，党内民主实难发展，党内监督实难进行。     

海瑞的犯罪预防思想

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代,封建经济政治制度日益腐朽。赋税劳役负担沉重。农民反抗连绵不断,明王朝统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海瑞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大声疾呼“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他指出:“夫君子议事,必为久行计、为贪奸防”,(《海瑞集·驿传议》,以下凡引自《海瑞集》的,只列篇名)并且提出了完整的犯罪预防的思想。关于犯罪预防,我国古代很早就有认识。海瑞继承发挥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海瑞十分重视以严刑峻法进行威吓:“惩矣而不能痛,痛矣而不能使之畏,是则有司之过”。(《督抚条例》)他还提出采取教育、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措施,形成一种严密的     

中国封建法律中的“八议”和“十恶”

“八议”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庇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并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的规定。 按照《唐律》规定,“八议”的具体内容是: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所谓亲,就是包括皇帝的高祖兄弟等,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曾祖兄弟等在内的皇亲国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