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不宜“合一”

多年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和理论学界一般都把“议行合一”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并以之与“三权分立”相对立,与“民主集中制”相混用。本文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非“议行合一”,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议行不宜合一”这个论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证。     

论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

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复合结构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出现，其功能在于调和国家权力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之间的张力。议行复合结构主要由两类议行关系构成：一类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一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在前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从属于全国人大，这延续着议行合一的形式；在后一关系维度中，国务院不从属于常委会，这可谓对议行合一的超越。在议行复合结构中，全国人大作为民主正当性的源泉，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传输民主正当性；更具行动能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则承担着日常性的立法、行政职能。我国宪法上议行复合结构的出现，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内涵，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     

试论宪法原则

宪法原则是指在宪法法律体系中作为宪法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宪法原理和准则。人民主权、权力制约和基本人权作为宪法原则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在我国宪法中,民主集中制、人民利益至上、平等原则与司法独立原则能否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是值得探讨的。     

试论宪法原则

宪法原则是指在宪法法律体系中作为宪法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宪法原理和准则.人民主权、权力制约和基本人权作为宪法原则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在我国宪法中,民主集中制、人民利益至上、平等原则与司法独立原则能否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是值得探讨的.     

敢于坚持真理 不固执己见

<正> 《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刊载了吴家麟教授的《“议行”不宜“合一”》一文,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上进行论证,对宪法学界奉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普遍原则是‘议行合一’”进行了科学否定。同时,也对作者自己以前所持的“议行合一”即“议行统一”观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论宪法原则

本文从宪法逻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宪法原则。涉及了宪法原则的三个法理特征,即宪法原则的正当性、确定性和有效性。作者认为,宪法原则是一个典型的价值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因此,解释以价值形态存在的宪法原则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应当是“宪法原则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宪法原则是什么”。作者主张,宪法原则应该是“决定‘形式宪法’形式和内容的基本价值准则”,宪法原则的功能在于“反对特权现象”,宪法原则源于立宪主义的实践和对宪法功能与普通法律功能的区分。宪法制度必须以“反对特权”为目的来设计相应的手段性措施。这是宪法制度构造的逻辑起点。由此可以产生“目的性宪法原则”与“手段性宪法原则”两类互为因果的宪法原则体系。     

82年宪法与中国宪政——写在82年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之际

82年宪法颁布实施 2 0年来 ,是国家政治局面最为稳定的 2 0年 ,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 2 0年。但是 ,82年宪法的诸如“权力双轨制”、“人大至上性”、“议行合一”等历史局限性 ,又与宪政的基本精神发生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是 82年宪法和中国宪政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宪法基本原则论

宪法基本原则是宪法学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对于研究宪法结构和揭示宪法的精神实质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抛开各国宪法基本原则体现的内容差别 ,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宪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和特征、宪法基本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关系、宪法基本原则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使我们在理论上对宪法基本原则的认识更加系统化和理性化 ,在制定、修改和实施宪法时更加自觉地去追求宪法基本原则所体现的宪法精神的实现。     

“议行合一”对司法权的负面影响

“议行合一”会对司法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 ,由于“议行合一”将司法权视为行政权的组成部分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司法权行政化的弊端 ;其二 ,“议行合一”试图将民主原则、民主程序贯彻到司法中来 ,违背了司法权的本质规律 ,使得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得不屈从于波动化的民意 ;其三 ,根据“议行合一”原则及其观念所设置的由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方式来承担政治责任、由人大选任与罢免法官、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权与质询权等一系列问题与审判独立的原则也有不相容的嫌疑     

浅谈职务犯罪的预防

职务犯罪是腐败的集中体现,也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现象。在加强教育,廉洁自律,使职务犯罪"不想为";健全制度,完善监督,使职务犯罪"不能为"的同时,还要加大打击力度,强化警示作用,坚决惩治腐败,使职务犯罪"不敢为"。只有坚持预防与打击相结合,治标与治本并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有效地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建立高度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杜绝腐败现象,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     

论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和实践尺度

以人为本的价值向度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针,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文化进步的重要动力,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实际工作的重要原则。以人为本的实践尺度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既反对认识不足,又反对宣传过头;既不能离开物质条件,又反对唯物质条件;既承认具体利益的差异,又强调共同的价值观;既要重视个人利益,又要反对个人利益至上;既要持之以恒,又要量力而行。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的现实启迪简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家角度对阶级社会国家的社会管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提出了框架性的科学预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对于我们在社会管理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展民主政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简论

本文略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和党政领导事务中,所从事的报刊实践活动;文章着重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人民报刊”新闻思想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无产阶级党报”新闻思想,并通过具体论著总结了他们的新闻思想和观念。文章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是无产阶级新闻传播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产,开创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新纪元,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理论基础。新闻传播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革命导师的有关新闻论著及其思想,理解和掌握他们提出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社会综合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是保障农民依法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自治权利的制度设计。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基层民主宪政,没有农村基层民主宪政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化,村民自治自身具有丰富的宪政内涵和宪政价值。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思维视角和研究进路,从宪政的角度对村民自治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村民自治的宪政价值。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目标

对实践中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详尽的对比,指出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股东中心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主义,有其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照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现实,主张我国公司治理应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对新公司法的创新与不足进行评议。     

论"动物不是物"的法理基础

从生命的起源上来看,动物和人都是作为地球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将动物看作客体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 法律上的表现,而在推行环保主义、生态主义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不仅仅是法 律做出的技术改良,更是一种构建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全新中国法理念。     

刑事司法中的规范创制行为及其规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纠正程序法层面上的侦查中心主义确属必要,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中也存在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值得警惕。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在诸多方面掣肘了法官的个案解释活动,造成了庭审虚化,背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国家应在规范创制活动的权力配置、审查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实现法制统一和个案公正的有效衔接,保证审判中心主义的全方位确立。     

比较法学与轴心文明——兼评帕特里克·格伦《世界法律传统》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比较法学研究,开始尝试在传统的"法系"范式之外,以"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作为新的研究概念与范畴,但是究其实质,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并未形成比较法学研究的范式突破,同时还存在缺乏历史性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野之问题。在这个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球文明转型的时代,应当将轴心文明的概念和思想嵌入比较法学,形成比较法研究的新视野,中国的法律文明可以同其他轴心文明一道,参与到建构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     

Democracy out of Reason? Comment on Rainer Forst's “The Rule of Reasons”

In my paper, I comment on Rainer Forst's paper in this issue. I raise doubts as to whether the justification of democracy emerges from a fundamental moral right to reciprocal and general justification, as Forst claims. His basic argument appears questionable because democracy is different from a "hypothetical-consent-conception" of moral legitimacy, which limits as well as enables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former cannot, however, justify the latter through an argument centered on self-government: Such an argument relies heavily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nsensus, thus neglecting the crucial phenomenon of disagreement or dissent. As a result of not adequately dealing with this phenomenon, the argument is unable to account for the basic democratic principle of majority rule as the remedy at h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