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时代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关系的重构

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政会关系在行业协会商会的合法性基础、资源汲取能力及其生存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型塑着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意愿和行为.政会关系的变革,是政府转变、下放职能,行业协会商会承接、完善职能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在明确权责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正处于“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当前,政会关系的重构应由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协同推进,加快政会脱钩、推进政府职能转移,用市场机制激发行业协会商会的活力,构建新型政会合作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市场-政府二元悖论：一个经济学陷阱

政府、市场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政府二元悖论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有着不同内涵。现实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赖于人类超越现实制度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它取决于人性和人类智能的进化步伐;理论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助于缓解现实层面二元悖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干扰。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市场与政府间的博弈有八组基本方式,认识和遵循这一博弈机制,可以有效驾驭市场-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减少政策失误和人为的经济动荡。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开放式治理: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全面领导,政府直接管理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国内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正在进行着重大转型,传统的、封闭的社会逐渐被现代的、开放的多元社会取代。当前社会治理中,社会经济问题层出不穷,阶层、群体矛盾不断激化,单纯的强调政府社会管理已力不从心,需要系统思维与治理理念转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治理社会是治理中国的核心和归宿,政社关系只是党社关系在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反映。其实,诸多社会领域问题考验的是执政党及其政府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和凝聚社会情感的能力。这其中的关键是重构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使得中国共产党更好地融入社会。     

消解与重构：农村“厕所革命”的体制性障碍与制度化策略——一个治理的分析视角

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也是实现基层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厕所革命”具有自身形成基础，并在基层环境治理领域取得了相当成效。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离体制、政府条块管理制度、市场参与机制缺陷、农民主体意识薄弱等制约因素，国家视角下的农村“厕所革命”在农民逻辑中得到部分“消解”，农村厕所建设的有效性不足，同时稀释了政府治理合法性。为此，我国进一步深化农村“厕所革命”，通过制度化重构和合作式治理，有效保障农民权利实质平等，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警惕贴标签式的解读中国问题——超越“左”“右＂之争

近些年来，国内学人喜欢用“左”、“右”来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无助于理解中国问题，只会遮蔽我们分析问题的视角，掩盖解决问题的路径。深入探讨“左”、“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危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为解决各种问题找到新的思维方式。     

我国党政关系演进历程及实践探索

自建党以来，我国党政关系大致经历了“以党建政”、“党政合一”、“以党代政”、“党政分开”和“以党统政”五个不同时期。在其中每个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努力调整和改进党政关系。随着执政环境日益复杂多变，我党需要继续在完善党政关系中，实现党政关系科学化，提升党的科学执政能力；实现党政关系民主化，提升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实现党政关系法制化，提升党的依法执政能力。     

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其内在蕴含着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农村治理模式演进的关键变量,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农村治理模式改革,重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构建了以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模式。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向基层延伸和精准扶贫攻坚为中心,农村治理模式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立足点——关于中国城市社区发展模式的探讨

实现城市社区管理法制化,必须建立比较健全、完备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确定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是构建城市社区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城市社区发展的模式是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变到“强政府、强社会”,最后实现“弱政府、强社会”。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50多年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实现长久执政和执好政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执政前夕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告诫到执政半个多世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的理论思考，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加强     

数字治理中多元场域运行逻辑耦合与协同机制构建——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改革创新的个案研究

数字治理是电子政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革新政府、社会与企业间互动关系的价值内核。数字治理的落地发展需要克服其与我国政府一元管理传统的结构性紧张。基于杭州市“一码解纠纷”政府创新个案的研究，剖析数字治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发现，充分调动政府场域、社会场域与市场场域内规范制约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公共权力逻辑、自治逻辑与价格逻辑，能够在规避政府失灵、自治失灵与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实现多元治理场域运行逻辑的耦合，有效构建起推动跨场域协同的吸纳机制、培育机制、分流机制、监督机制和付费机制。“一码解纠纷”作为一个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系统，在主体间频繁交互的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涌现特性，有效优化了政社关系情境。“一码解纠纷”改革仍存在数字驱动乏力、需求导向暗弱、数字异化隐忧、行政吸纳过度等问题，数字治理充分彰显结构特点与功能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党建引领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基于“调适—吸收—重构”的动态能力模型

党建引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调适—吸收—重构”分析模型,对佛山市G村党建引领促进村庄治理蝶变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对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机制具有动态演进和相互关联的属性,其本质是对调适能力、吸收能力和重构能力的多层次渐进提升的过程。在提升环境“调适能力”上,G村党委基于洞察探寻机制,向内主动识别治理问题以洞察农民需求,向外积极探寻发展机会以打开变革窗口;在提升组织“吸收能力”上,G村党委借助结构赋能机制,不仅实现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的吸收,而且框定了正式制度;在提升场域“重构能力”上,G村党委利用过程整合机制,促进组织学习和情感联结,推动隐性知识的生产及转化,强化了村民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共创。     

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公私关系的认识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放弃“对立论” ,经由“补充论”发展到“统一论”。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除了两者在地位上相互区别以及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之外 ,其统一主要体现为两者在功能上的优势互补、发展上的相互促进、企业内的相互融合、性质上的相互转化     

广州市政府尝试网上办公

为提高政府效能,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广州市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尝试网上办公,受到市民好评。据介绍,广州市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建成了市互联网络交换中心,已有４０%的政府部门与市互联网络交换中心实现互联。广州市人事局开发了“大学毕业生分配计划库”、“人事政...     

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县关系的逻辑演化与重构——兼论“省直管县（市）”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市县关系经历了“分治-合治-分治”的过程。建国初期的“市县分治”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建立在城乡对立基础上的县市分治；当前的“省直管县（市）”改革是在经济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启动的，更多地需要迎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回顾市县关系的发展历程，每一次市县关系的调整都是“经济转型”、“城市化”和“中央政策”三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本文将对市县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中央政府在重构市县关系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探讨。     

“看得见的手”应该如何引导企业?──关于国企改革中政府行为的不同观点

“看得见的手”应该如何引导企业？──关于国企改革中政府行为的不同观点毛寿龙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难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国有企业问题的日渐突出，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规范政...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干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及不可自救的功能缺陷,因此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现象。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弥补市场不足提供了基本依据;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积极、适度、有效,从而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二元机制的“凸性组合”。     

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与“哲学立场”的确立

“哲学立场”的自我澄明是关系到哲学存在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此问题上，“经验的立场”与“超验的立场”二各执一端，彼此对立。只有超越这二的知性对立，立足于对“现实生活”的辩证觉解，“哲学立场”这一问题才能找到自己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