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历四个周期的变迁,西方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则经历三个周期的变迁,这两者的变迁历程存在一些共同点和不同点,而且两者在某些时期明显相互影响.根据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过程中呈现的某些规律及中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可以推导出中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趋向,并发现一些对当前中国及西方国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极具价值的启示.     

政府、市场与中国的经济建设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不是万能的；政府的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也有缺陷。因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权力的边界——中国新型的市场与政府关系

本文在三种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经典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来考察中国历史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现保持政府和市场的动态平衡至关重要。而中国要实现这样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首先得有官僚集团强有力的推动;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此则将保障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个人权利的最终实现。     

论制度变迁视野中的政府与市场

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归根到底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本文运用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 ,结合我国的历史与现实 ,探讨转轨时期我国政府与市场问题 ,主要从制度与组织两个维度及其交互作用来解释转轨政府与市场存在的问题 ,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选择及其演进的途径与方向。     

“融合—冲突”中国政府干预的“二重性”分析

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干预的“二重性”矛盾日益突显。一方面，中国的市场是在政府作用下“造成”的，政府干预与市场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融合体；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深化发展又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政府与市场之间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其中，市场发展不成熟，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现实作用缺乏市场经济经验以及社会资源有限性是主要原因。从大局上来看，中国政府干预的路径方向应建立在两个认识与协调的基础上，即认识到政府干预的“二重性”矛盾将长期存在，认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通过模仿自由市场化与全面私有化来实现；同时协调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     

试析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

服务型政府概念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特有的,因此,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也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西方行政学发展史上先进的民主行政理论也为服务型政府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基于此,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就包括马克思的代表制理论、民主行政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不断向前推进,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厘清政府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关系脉络,尤其是对二者关系不断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有利于为新时代推进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市场-政府二元悖论：一个经济学陷阱

政府、市场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政府二元悖论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有着不同内涵。现实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赖于人类超越现实制度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它取决于人性和人类智能的进化步伐;理论层面二元悖论的化解,有助于缓解现实层面二元悖论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干扰。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市场与政府间的博弈有八组基本方式,认识和遵循这一博弈机制,可以有效驾驭市场-政府二元双向纠错机制,减少政策失误和人为的经济动荡。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难题与前景

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立的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特征。因此,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解释、理解、指导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使这一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基本原理,批判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善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     

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二次选择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政府就在经济道路上做了一次重大选择，那就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政府通过其权力试图控制市场，大项目、大工程接连启动，最后反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都值得探讨。本文主要通过对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论证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下，政府选择改革开放后面临的第二次选择——是否要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守夜人”。     

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转型——基于新国家主义发展观视角

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对先天不足的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而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直接关系着治理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并为进一步的国家成长提供必要条件和可能机遇。政府主导市场下的东亚经济奇迹打破了西方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新国家主义基本理论的有力佐证。从"失败国家"到"找回国家",政府与市场"嵌入式发展"带来的显著绩效,说明后发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历程,无处不需要一个有效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手,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角色正逐步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政治发展、社会发育营造了新的成长空间。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政府退出的视角

资源配置主体地位的变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突破。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从市场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是市场体制本质属性的回归,也是改革最终的归宿。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退出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就是在政府退出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中建立起来的。然而,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干预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大障碍。因此,政府退出是从资源配置主导地位的退出,是为市场发挥作用释放空间的退出。政府退出的核心是放权,政府退出的依据是政府与市场明确的职责边界,政府退出的过程是渐进的平滑过渡,政府退出的制度目标是规制利益主体行为,政府退出的内在逻辑是打造有为政府。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西方国家掀起的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新的政府管理理论与实 践,创建了新的政府管理的模式。随着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步伐,需要 我们对西方国家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全新的审视。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中西比较及启示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动因、做法、领域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条件有很多的不同，同时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中国已有了大量的实践，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借鉴意义和示范效用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对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进行学理上的反思，警惕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实践中的陷阱又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政府要积极推进政治、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培育和开发市场，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制度、法治、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

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而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也将导致政府失灵。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市场体系的规范，基础设施的提供，政策计划的制定，和谐社会的形成，这一切无疑都依赖于政府积极有效地介入经济活动.     

新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政府治理

公民社会理论发生并成长于西方社会，长期为西方学术界所重视。上世纪中国从西方引进了这个理论，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使其得到迅速发展。公民社会的价值蕴涵，使之成为政府治理进程中应然的价值目标被确立起来，从而实现了公民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改革的历史耦合，实现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新时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政府治理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政府还是市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力量的商榷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内外条件基本成形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或者强化政府主导是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群众史观和社会形态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前,坚持改革方向,深化改革进程,需要推动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认识不尽一致乃至大相径庭的争议问题。在国内，针对二者的争论近年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将上述争论引申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反观点，并借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机进一步深化。其实，如果把这次金融危机放到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中审视，不难发现，美国政府严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真正原因。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作用都非常重要，要抓住制度与规范、道德与情操两点，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安全地发展。     

西方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学理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政府行为逐渐成为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政府干预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政策。70年代以后,随着滞胀现象的出现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政府能否干预、怎样干预经济活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有效,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我们可以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与企业相并列的市场行为主体,对政府管制的收益成本进行比较,从微观的角度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市场绩效为主线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政府管制进行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