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价值与政府入的角色

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的价值定位是工具性的,由此决定了政府人的角色定位为“公共人”,即政府人必须表达公共意志、维护公共利益与实施公共行为。从权利与义务时等的角度看,“公共人”拒绝部分“私权利”是合乎逻辑的。     

论政府的价值与政府人的角色

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政府的价值定位是工具性的,由此决定了政府人的角色定位为"公共人",即政府人必须表达公共意志、维护公共利益与实施公共行为.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看,"公共人"拒绝部分"私权利"是合乎逻辑的.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社会公共利益目的

在当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诸多的社会纠纷,而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质是国家对公民土地使用权的征用。公权力干预私权利的合法性根据应该而且只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法律必须有明确的界定,以防止拆迁人滥用拆迁权损害广大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从实体方面来看,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基于公共目的与公共使用;从程序方面来看,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必须要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予以客观公正地认定。     

知识产权的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

权利可以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法律社会化的趋势在促使社会法这一法域出现的同时 ,还导致了公权利和私权利的渗透和融合及混合权利的产生。混合权利强调对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保护的平衡 ,其实质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干预。知识产权的运行本体和运行过程无不散发出这种新型的混合权利的特质。明确知识产权所具备的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双重权利属性 ,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定位和基本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预防公共利益之滥用——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

《物权法(草案)》虽然明确了物权取得和行使的权利,但是物权在法律里面属于私权的概念。那么当私权遭遇了公共利益,该怎么办?如何确定社会公共利益对私权的限制边界?《物权法(草案)》在这方面还应该有哪些改进?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小康》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教授。《小康》:什么是“公共利益”呢?目前我国法律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吗?您能举例说一下“公共利益”概念模糊的危害吗?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刘俊海:这就是非常遗憾的地方,我国没有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能够说清楚什么是公共利益。既然公共利益的内涵和…     

公共利益之辨

公共利益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力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拆迁空间。但这一概念总是面临这样的考问:什么是公共利益?有无判断的标准?应当由谁来界定?界定的过程又应当是怎样的?     

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公共利益抗辩——以环境保护为视角

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公共利益是东道国普遍使用的抗辩理由,但使用公共利益抗辩胜诉的比例不容乐观。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讨。     

私法视阈下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完善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集体土地。而在法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为保护农民的私权利,可以从私法角度对公权做一些约束,并体现在土地征收立法中,从而找到一条在私法典中建立以私人财产权保护为价值理念的土地征收制度的路子。     

房屋拆迁不能将任何一方的利益绝对化——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

记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各界有很多争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有人认为条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过于宽泛,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公共利益能够清晰界定吗?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隐私权可克减性原则的疏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侵犯隐私行为确立为违法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立法规定忽略了隐私权的可克减性原则,即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冲突时个人隐私要受到限制的原则,将以偷窥、偷拍、窃听、散布方式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均视为违法行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势必造成公安行政执法中认定的偏差和行政自由裁量随意性加大。法律应当进一步明确,以下四种行为不构成侵犯他人隐私行为,也即相关权利人的隐私权在以下情形中应当克减:第一,为维护公共利益等目的,散布公众人物的隐私行为;第二,源于职务需要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隐私行为;第三,公共场所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行为;第四,工作场所的偷窥、窃听行为等。     

土地征收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征收具有合理的经济学理由,它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满足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土地征收可以降低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对土地征收目的和“公共利益”应当做扩大的解释,从立法的角度,显然不能只规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土地征收,而忽视了对于非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土地征收。非公共利益目的的土地征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土地征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论

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须确立三大原则首先是征收规划阶段——到底要不要征收?要防止征收泛滥,新条例必须规定市场自愿交易是原则,政府强制征收是例外。换言之,只有确实符合重要的公共利益而又不能通过自愿交易实现的目标,才允许政府征收。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不能由政府自己说了算,而必须尊重人民的意见。要做到真正的决策公开,政府有义务将公众意见分门别类、归纳总结并予以公开。对于那些不予采纳的意见,政府有义务提供理由;尤其是面对征收不符合公共利益或补偿方案低于公平市价的质疑,政府如果还是坚持原来立场,就有义务详细论证其合理性。     

法治视角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公权力与私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法学理论界也一直在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笔者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法治视角出发，分析了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问题。本文界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基本理论内涵，对公权力进行了合理的定位，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关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公权力异化的相关内容，总结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该问题从限制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     

西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与公共利益实现途径的变迁

在西方行政学百余年的演变历程中,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一直困扰着许多行政学家。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与行政学史上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密切地联系。本文将评述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三次范式转换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的影响。     

罢免人大代表的理由问题—兼评“天津人大代表罢免案”

罢免人大代表的理由,应该是与公共利益更为有关、与人民代表行使的职权职责更为有关并且内涵也更为确定的理由.它可以被表述为:违背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职权和职责的要求,以及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公共政策过程中民意表达动力探析

公共政策过程其实质就是以公共利益的维护为核心的民意输入与输出的过程,而公共政策体现民意和维护公共利益的程度取决于民意表达的参与度、深度和广度,这就需要从民意表达的动力机制上探寻。本文从民意表达的观念内化、利益追求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来剖析民意表达的动力,分析每个动力与民意表达的生成、发生形式和效果的关系,以期为民意表达的健康有序有力发展探索一条道路。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实现的困境

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总会遭遇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屏障。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存在着诸多被人们忽略的困境:对少数人利益的忽略影响公共利益实现的真实与完整;公众偏好伪装影响公共利益的可信度;政府利益侵占公众利益的实现空间;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导致公共利益整合受阻;政府回应的不足影响公众对利益表达的参与;公共利益词语叙述中的语义偏离。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公共权力运用的利益诉求分析

公共权力的运用诉求的是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既存在统一,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这是其与私人利益的根本区别。任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行为都是对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否定。只有充分尊重和体现公共行政中的各方的利益要求,并以科学的制度构建促使各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这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     

多元利益背景下的公共利益：价值与事实的论辩

作为价值理念,公共利益具有规范性和抽象性,是一个关涉政治正义性与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性概念,政府的规范目的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但一旦进入到事实层面,公共利益就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在多元利益背景下,不同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而公共利益并非脱离个体利益之上的抽象之物。在多元社会中,公共利益归根到底是要通过民意的充分表达才能赋予其现实内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