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行为人具…     

盗窃罪中数额要素的作用新探——从规范层面分析

盗窃罪中的数额因素决定着盗窃罪成立与否，同时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也有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盗窃案件中，数额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分析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不但要考察盗窃行为本身的既遂与否，还要考察盗窃的数额是否达到法定要求。在认定盗窃罪的成立及形态时应该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在坚持结果无价值的立场上评价认识错误情形下的盗窃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问题研究——以彭某入户盗窃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新增入户盗窃行为以盗窃罪论处，且对入户盗窃没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那么是否入户盗窃行为就没有数额和情节的限制了，只要是入户盗窃都一律按盗窃罪论处呢？文章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入户盗窃是否需要数额和情节的问题。     

论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

《刑法》第264条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但是如何认定多次盗窃,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颇大。多次盗窃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多次盗窃中的每次行为形态的认定、"多次"的认定以及每次盗窃行为要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行为与取得财物数额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准确界定多次盗窃行为,有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定多次盗窃型的盗窃罪,实现公平正义。     

盗窃犯罪中对财产价值认识错误是否影响量刑

盗窃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盗窃财物价值达到数额较大两个基本条件,且数额的大小是量刑的重要依据。盗窃罪又是一种故意犯罪,故意的内容当然应该及于对所盗窃财物价值的判断。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探讨行为人对所盗窃财物的价值认识错误的情形是否影响量刑。     

贿赂犯罪“数额+情节”模式运行实证研究——以J省2016—2017年的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中"数额+情节"的定罪量刑模式赋予了情节独立的评价功能,特别是提升了"从重情节"的地位。但实证研究发现:数额支配情节的罪刑配置关系依然存在,情节仍未获得独立的定罪量刑功能,更未补白数额标准提升留下的空白;相反,《刑修(九)》后,贿赂犯罪财产刑虽有所提高,但判处的人身自由刑的刑期大幅降低,对行为人有利的情节适用频率远高于不利情节,背离了从严惩治腐败的立法初衷。犯罪的本质与罪刑关系决定了数额在贿赂犯罪中的重要地位,但更应提升从重情节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丰富常见的从重情节类型,细化情节适用条件,降低真诚悔罪、退赃等从轻情节的地位,方能求得公平正义,实现严惩腐败犯罪之目的。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铁路运输过程中盗窃罪的数额认定标准

编辑同志:我有一同事的儿子,前不久在火车上盗窃一乘客现金15000元,被公安机关抓获。我听说法院在量刑时,是根据被告人盗窃的数额价值定的。请问,在铁路运输过程中盗窃罪数额的认定有何标准? 读者李伟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界限正确认识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重要保障。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密切相关,而量刑情节与宣告刑紧密相联,二者泾渭分明,然而在量刑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估堆”式量刑模式,违反了“同一事实情况禁止重复评价”这一国际通行的原则直接造成了处罚的畸轻畸重,从而严重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如何正确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特别是揭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建立相对完备的量刑情节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量刑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化。     

基于刑法修正案八的盗窃罪既遂未遂界定标准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出了重要的修正,增加了三种入罪情形,同时降低了盗窃罪的量刑。从盗窃罪整体趋于轻罪、保持盗窃罪与侵犯财产类犯罪的统一性、在司法实践中非情节严重之盗窃未遂不予定罪处罚等角度分析,盗窃罪仍然是结果犯。在此前提下,对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着手点、既遂点进行进一步探索;对盗窃记名、不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开锁类工具的既遂、未遂问题进行进一步厘清。     

论赃物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妥善处理赃物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对赃物的认定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在法律层面没有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我国在不同时期的规定与司法解释,导致司法实践做法的混乱。从维护交易安全、私权限制公权以及公平正义原则角度出发,我国应建立赃物完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浅议网上控赃

控赃是侦查基础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业务整合,开展网上控赃工作,是刑侦工作信息化的重要途径,更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网上控赃必须建立网上共享平台,建立完善的情报信息收集网络。要努力提高民警控赃工作网络化的意识,加强各警种各部门网上控赃协作。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秦汉户籍制度的管理机制与功能

秦汉户籍制度是中国较早期、比较完整并且比较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尽管带有历史局限性,秦汉户籍制度仍蕴涵了理性化的管理机制,其功能如控制人口并使之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并使之利于政权稳固,重农抑商并使之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保障,决策应变并使之成为实施各项国策的坚强后盾等等,其中的理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从水资源短缺看政府对公共资源的管理

公共资源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可再生资源如果利用不当 ,有可能转化为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把公共资源的分配完全交由市场处理 ,其外部性则会导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 ,因此政府应该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无单放货下承运人赔偿责任的例外

文章针对国际海商货物运输中长期存在的无单放货问题，结合联合国贸法会目前正在审议的《UNCITRAL运输法草案》，对特殊情况或符合一定条件的可转让运输单证下的无单放货，承运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进行探讨。     

基层民警应对伤害类警情中现场伤员处置研究

随着当今伤害类警情频发，基层公安民警在警情中现场伤员处置中所遇难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民警处警成功率的“瓶颈”。本文通过梳理新时期伤害类警情典型案例，归纳出民警处置案中伤员的具体问题，提出伤害类警情中现场伤员处置的流程方法，并就如何提升民警处置能力提出对策。为快速、高效地完成伤害类警情中现场伤员的处置，提高基层民警有效控制警情现场的能力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最高额保证合同问题论析

最高额保证合同常见于银行贷款关系中,由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同于普通保证合同,该类合同在保证期问、债务额的确定及当事人权利义务上均有很大的特殊性,要正确处理该类贷款担保的法律事务,必须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法律概念加以正确的理解,明确其与普通保证合同的差别。     

论加重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

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抢劫罪主要有两种典型形态,即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基本抢劫罪;在满足基本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又具备某一加重因素的构成加重抢劫罪。为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文章结合实践,对加重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予以理论探讨,以期对确立加重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指导司法实践、准确量刑,有所裨益。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