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生态下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新常态”研究——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交易成本可视为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互联网减少了中间环节和搜寻成本,进而大幅度降低了科斯所谓的使用"自由市场体制"时的交易成本所带来的冲击,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环境。网络的存在促成了制度的一系列交易变革,提高了整体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网络经济下交易成本的节约主要体现在增加社会净剩余、提高资源效率和降低制度供给与创新成本。互联网生态下产业结构与企业经营模式不断变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将会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以绩效预算制度为核心的财政预算交易成本控制研究

财政预算的本质，是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围绕预算资金使用和公共产品供给进行的委托代理交易。作为交易，财政预算存在交易成本，即财政预算的运行程序成本。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过高会降低交易绩效。那么财政预算的交易成本过高也会降低预算绩效。为了控制财政预算交易成本，应当在预算法中构建一种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保证预算执行主体的本位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挂钩，促进预算执行主体自觉地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运用财政资金，即绩效预算法律制度。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阻力与路径

经济发展新常态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出了迫切要求。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企业因使用各类公共制度而支付的成本,是属于企业自身经营性成本以外的、受制于政府制度性安排的外部成本。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面临政商关系畸形发展、权力下放执行阻滞、降低企业税负困难、评估检测乱象频生等阻力。需要从重构新型政商关系、推进权力下放落实、着力降低企业税负、优化评估检测制度等路径进行思考。     

新《劳动法》之制度分析

通过讨论新《劳动法》的立法目标及其实施的交易成本，并把法律执行的具体条款作为约束条件进行解释，运用模型分析法律的制度绩效，以推出一些经济学意蕴：制度变迁从另外一个方面把过去在劳动雇用过程中没有界定清楚的经济权利界定清楚，提高人力资本产权交易的效率；新《劳动法》所调整的雇佣关系是最优契约选择的劳动契约，它是不完全契约约束条件下的雇佣关系准租金最大化的制度选择；在契约执行范围内，新《劳动法》不会“养懒人”；在非正式约束方面，新《劳动法》的契约精神一旦形成，可以节约劳动契约实施成本和减少对雇员的人力资本产权保护的成本。     

制度环境与FDI互动机制及路径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初步框架

在宏观上制度环境既可以降低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加这种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关键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制度环境的有效性取决于正规规则、非正规规则、政治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市场的结构与效率等四个方面。FDI与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不是单向作用,而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中西部地区唯有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度环境的某些方面寻找突破点,打破被锁定的路径,吸引FDI,然后以FDI带动制度变迁,进而提升制度环境整体水平,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中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价值观变迁

"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是党中央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变化使农民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些变迁主要表现为分配价值观从"按劳分配"向"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变迁,肯定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理性;财富价值观从"平均主义"到"致富光荣",再到"共同富裕"的变迁,体现了农民对财富的肯定和积极追求;农民择业价值观从"职业单一"向"多种职业"的转变,产生了开放、创新和竞争的观念。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创新

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创新,是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思考路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绩效十分明显。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改革创新绩效,必须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多获利机会促成制度变迁行动集团形成、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互补作用等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性思考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影响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经济行为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保证公民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福祉,减少不平等和歧视。一般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是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产业革命化、市场国际化、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六化"同步过程[1]。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一般并无制度障碍,政府既无"城市偏好"也无"乡村歧视",人口、产业向城市的集中大多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完成。而在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来说,制度供给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     

供需因何错配——农村消费信贷制度供给侧改革的法经济学分析

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转型,迫切需要消费信贷的金融支持。但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却增长缓慢,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基于"经济人"理性选择和高昂的交易费用,供需错配致使农村信贷机构"惜贷"和"惧贷",农户则出现"不贷"和"难贷"。农村消费信贷的供给侧改革重在制度改革,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要求应当以推动和促进农村消费的持久提升为制度设计目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生产保险制度和农业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降低信贷风险,提高农户边际消费倾向,增强农户消费意愿。同时,简化信贷手续,规范信贷流程,建立信贷机构的支农业绩考核和问责机制,降低农村信贷交易成本,提振农村消费信贷。     

突变的研究路径——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和其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围绕着"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大国兴衰和制度变迁研究,然而,基于"理性选择"的假设,对"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的偏爱,使新制度主义更多关注英国模式下的"连续(渐进)变迁",对于急剧的突变却鲜有研究.我们拟从"政治衰败"、"失败国家"和"卡里斯玛型统治"等经典理论中寻找资源,以构建一个新的解释非连续性变迁的理论框架.     

从“回娘家”到“联谊会”:外嫁女的“报”与新宗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以对粤北甘姓宗族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近年流行于华南和东南地区的"外嫁女联谊会"。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新宗族主义背景下外嫁女与村庄共谋互惠的结果。研究发现,新宗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基于平等、自愿的同宗女性成员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外嫁女回报娘家村庄的初衷,使外嫁女、宗亲网络、村庄三者之间构成一种"报"的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借助外嫁女连带群体,间接获得更多公共服务和资源,降低了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最后讨论新宗族的"里"与"表",新宗族主义是传统宗族一脉相承的延续,呈现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弹性。     

"禁止性骚扰"法律成本的性别分配——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法律要件不完全,其它法律法规不配套,产生了法律制度供给的局部不足,立法仅具倡导意义,很难实现法律的预期效益。不仅如此,性骚扰人身权属性的立法设计,在事实上可能产生雇主和其他责任主体的缺位,而仅靠受害妇女投诉禁止性骚扰,在法律文化和程序障碍共存的情况下,等于将救济成本和诉讼风险同时分配给可能是潜在受害人的女性,这可能导致权利的义务化逆转,造成新的法律成本分配的性别不平等。     

“社会人”管理的治安学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持续,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公安机关应主动适应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积极推动"社会人"管理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管理并服务好"社会人",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The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EDAW in China

As one of the first signatories which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 in 1980, China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on aspects of law, policy, society and so on, to strictly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improv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giving more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to women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and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 However, women's employ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ealth,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ave not been well addressed,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about problems concerning girls, rural women, older women and other special groups of women. We cannot merely remain at the stage of empowerment.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change social custom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women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promote the equality on the ability to achieve real justic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gender equality.     

中央群团改革视域下地方妇联购买服务的实践逻辑及其理论扩展--基于对上海H区的经验观察

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抓手,各级妇联组织在中央群团改革精神指引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实践。本文以上海市H区妇联的改革实践为例,在对既有理论加以反思的基础上,立足群团组织的核心属性尝试构建一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特点的分析框架,以揭示H区妇联改革实践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研究发现,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中,H区妇联通过规范化制度、专业化方法、多主体联动、长效化机制等行动举措,推动了妇联传统服务模式的转变、组织属性的重塑以及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一种"群团借道社会"的实践逻辑,通过联同社会力量促进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组织通道的再造。本案例对当下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实践价值与参考意义,既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共同体的积极响应,也提供了一种深化群社协同共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策略机制。     

资源失灵与阻抗力--基于M村婚姻暴力现象的研究

解释婚姻暴力时资源正功能论和资源负功能论并存,现实中女性拥有较多资源也可能长期遭受婚姻暴力,构成本文所谓"资源失灵"现象。本文通过对资源概念进行界定及分类,厘清问题本质,考察农村家庭中妻子面对婚姻暴力时经济资源失灵的过程与机理,揭示家庭背景、社区文化等结构资源对个体经济资源的主导作用,从阻抗力的角度思考相关对策。女性具有的男权中心性别观念会扭曲其对经济资源的主观认知,抑制其资源利用能力,导致资源失灵。家庭因素、社区环境等结构资源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个体的观念系统,也会以社会支持方式促进或压制经济资源的作用。婚姻暴力阻抗力能减少受暴女性对施暴者或者婚姻关系的依赖性,其产生需激活相应的外部结构资源,并激发个体的意愿与决心。     

推行土地整合实践研究——以广西崇左市为例

广西崇左市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为破解田地块小、田埂多、零星分散难题,崇左市近年大力推行土地整合工作,探索出了“上龙模式”、合作社模式、企业承包模式、民政企联袂模式等成功经验,取得了减少用工量和生产成本,推动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增加面积产量和收益,促进农业农村科学发展等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思想观念滞后、整合成本攀升等困难和问题。要加快推进土地整合工作,必须切实解决好思想观念、整体推进、农民利益、资金缺口以及持续推进等问题。     

论红塔集团多元化发展战略

红塔集团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是以烟草为主,利用烟草积累的资金和经验,实现多业并举.多元化发展的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低成本扩张,减少经营的波动,坚持"七搞八不搞".多元化发展的目的是降低烟草主业的经营风险,为红塔集团在烟草之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期培育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多元化产业.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