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下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

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既是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蕴涵,又是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当前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仍存在主体不平等、权利范围及保障手段不全面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人权保障总体水平的发展。针对此问题,为完善和发展和谐社会下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我们应注重实现人身权利刑法保护的全面化、平等化与特殊化,使我国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水平与国际社会相接轨。     

刑法谦抑性应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为冰冷的法条增添了一抹暖色。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人权的保障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的保护越来越关注,刑法的谦抑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鉴此,应将刑法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重视刑法的谦抑性对于建设法治社会、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乃至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刑事立法及其理念的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视角

法治的前提是良法的制定,刑事法治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在刑事立法及其理念方面进行完善和发展。从法治与政策、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分析,刑事立法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品格,重拾"慎独"理念,防止过分回应和积极向政策靠拢而演变为"政策法"。作为一部优良的刑事立法,必须坚持法制统一理念,着力减少、消除和避免作为非刑事法律的前置法与作为后置法的刑法之间、刑法自身内部的不同法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而维护他法与刑法、刑法自身内部系统的协调性、统一性、衔接性、体系性。受到政策及其背后的权力影响以及民意的负面作用,使得刑事立法不时偏离谦抑性理念;理论上的司法犯罪化观点以及引发学界持续争议的风险刑法、敌人刑法理论从深层次看,不仅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也是对刑法谦抑性理念的突破和伤害。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和高度重视谦抑性理念在刑事立法中的独特价值。     

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战略思想和科学命题,实现了法治轨道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完美融合,标志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需要法治思想引领,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奠定法治之基、修通法治之路、铺就法治之轨、畅达法治之道,更好地发挥法治轨道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保障作用。     

刑法谦抑性理念的本土化探究

刑法谦抑性理念内发于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护机能谐和,融括了限缩、补充、经济和轻刑的基本理念。着眼于此,以本土化的视角探究刑法谦抑性的理念的价值内涵、适用土壤以及建构路径,有助于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     

论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

宪政是以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和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制度,刑事法治的真正实现需要以宪政作为基础。刑法的基本原则最早是通过宪法文献表现出来的。强化刑法宪政基础有助于刑法目的的生成;有助于规制刑罚权;有助于国民对刑法的认同感。刑法宪政基础的实现需要转变刑法观念,强化刑法立法的宪法依据,合理进行刑法有权解释。     

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环境刑事政策是指导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代表和体现了环境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环境刑事法律制度的"灵魂"之所在。环境刑事政策从多维角度介入环境刑事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使环境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立法上看,它扩展了环境刑法的规制范围。在入罪方面,使法网更加严密;在刑罚方面,使刑种和刑度更加细化。在司法方面,环境刑事政策对因果关系、罪过认定、立案标准、宽严把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更加突出"严"的一面,并注意到修复性司法的适用。如此一来,环境刑法的功能实现了由消极惩治到积极预防的整体性扩张,并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依法保护和服务民营经济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正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时明确要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实施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支持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创新发展。今年"两会"前后,国家关于民营企业颁布了许多新的支持政策,海南也相继出台许多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有力的法律保障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护身符,是自贸港建设的定盘星。     

保安处分之合理性思辨

保安处分是当代非常重要的一项刑法制度.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保安处分具有认识论、价值论、法治论和目的论等方面的刑事政策意义上的合理性.     

刑事法治的逻辑展开

刑法机能应当定位于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刑事法治要担负起这两方面的重任。一方面通过惩罚犯罪保护社会，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努力修复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要保障人权，尤其是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要想实现这种目的理性，完善犯罪的裁判规则与处罚措施，建立追诉方、被告方与被害人三方充分参与司法的机制是必由之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体法上充实刑事责任制度的内涵，丰富应对犯罪的制裁措施。加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与配合，增强控制犯罪的能力；程序法上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防御地位的同时，关注诉讼模式建设，更新诉讼观念。     

刑事立法犯罪化的提倡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刑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合理化问题凸现出来,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成了刑法演进中的一个主题。一种观点从个人权利奉位、刑法应当谦抑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非犯罪化;另一种观点从保护社会秩序、刑法应当法网严密出发,主张我国刑事立法应该犯罪化;还有观点认为要建立、健全刑法出入罪机制,刑事立法应该循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双向思路进行。本文认为,就我国目前而言,刑事立法应当“犯罪化”,一方面刑事立法犯罪化并不意味着重刑和对个人权益的必然侵犯,也不意味着将刑法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应转变观念,建立刑事一体化原则,完善司法制度,确保刑法制度的严而不厉。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及其完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中,刑法是必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现行刑法虽然在某些方面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刑法中关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罪名及构成要件,二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此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流变,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对刑法第306条的理性反思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律师伪证罪有存废之争,刑法第306条在本体价值上有职业歧视的嫌疑,使控辩平等理论失效,导致“毋枉”的刑事诉讼底线被突破;在叙事规范方面表现为法条内容高度重复且罪状表述不确定;在实践结果上导致对律师的报复性起诉和刑事辩护数量少、质量低。解决刑法第306条问题的路径在于修改刑法的有关条款、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律师职业特权制度。     

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新民营经济发展

为有效实现新民营经济中资本和人才的同频共振,应当优化法治环境。为此,需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夯实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打造优越的新民营经济政务环境,强化产权保护,营造公平公正、以人为本的司法环境。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论我国刑法对环境的保护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加快,环境资源问题也日渐突出。我国现行法律给定了行政处罚、民事制裁、刑事处罚解决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刑法和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严厉性,其调控效果也更明显。本文从刑法介入对环境保护的必要性,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现状以及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与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法对环境的保护。     

1997年以来我国刑法的新进展——写在刑法修正案(六)通过之际

一、1997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情况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有关安全生产事故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等规定,作了补充和修改。新中国刑法典1979年通过并实施,1997年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刑事法治进步成果的基础上,对刑法作了全面修订。此后,刑事立法工作并没有因为1997年刑法的修订而停止。相反,从频度和内容来看,刑事立法活动是立法工作中较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截止到刑法修正案(六)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事立法方面共通过一个决定,六个刑法…     

论刑法在民族地区农村的变通——民族地区农村刑事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民族地区农村的刑事法治领域，以立法途径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就是适应民族地区农村的习俗、习惯和需要，对刑法作出变通规定。在民族地区农村变通刑法不得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不得改变刑法总则基本规定；应平等维护被害人与加害人权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应区别对待不同的民族风俗或者习惯。刑法应朝着出罪和减轻刑事责任的方向变通；但是，刑法的变通不能入罪或者加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根据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进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新举措。在实践工作中,要想彻底地贯彻落实这些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制定出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虽然这些年来,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对于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的私权利方面的保护远远没有达到与其政治地位相当的程度。目前我国对于民营经济的法律保障还存在许多重大缺陷,使得全国很多损害民营企业权利的案件时有发生,这就迫切的需要国家为民营经济提供这方面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