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安定 企业就有活力

“五一”前夕,省政协副主席苍震华到企业看望进城务工农民“你们知道月工资3000多是什么概念吗?”“不知道。”“相当于厅局长啦!”“哇,真没想到,我们工资有厅局长那么高啊?!”这是4月20日下午,省政协副主席苍震华与福建金得利集团有限公司进城务工农民代表的一段对话。“五一     

内蒙古农民增收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内蒙古农民增收问题备受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本文依据“差序格局”理论的概念,参考了“城市版”差序格局的观点和“弱关系与强关系”理论的内涵,分析了农民依靠城市亲属关系提高家庭收入的可能性,提出了强依赖性关系的观点,即农民进城寻找工作的前期和刚开始工作时,依靠城市亲属关系的程度,以此说明内蒙古农业地区农民增收与农村亲属网络的关系,解释城市居民在帮助农民亲戚增收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进城农民罪案高发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进城农民犯罪已成为威胁城市社会治安的一个严重问题。从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相结合的层次上分析,进城农民犯罪的高发的主要原因,是欲力失衡,具体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的外在强制力与农民转换身份角色的强烈愿望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主体的低素质与高欲求之间的矛盾;平等意识的产生与相对剥夺感之间的矛盾。这些导致了进城农民心态失衡,行为失范,产生手段与目标的分离。据此,应有针对性地探寻遏制和减少进城农民违法犯罪的策略。     

应让农民进城自产自销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河南期间,孟津县一位老农向总理“实话实说”,反映洛阳城区不让进城卖桃,桃子卖不了价。温总理听了即对当地负责同志说:要在农民遵守市容规定的情况下,允许他们进城卖桃,并指出“城市建设要搞,也得让农民进城卖东西。”洛阳市诚恳接受总理批评,在城区农贸市场周围设置了瓜果直销点,果农们又可以进城搞直销了。由此,让人联想到时下不少地方都有这类损害农民利益的“城市禁令”。为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因咽废食地提出创建“无摊城市”等等的,做出了限制农民进城自由销售产品的“禁令”,农民不能在城里卖东…     

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议题

现在的农民市民化涉及两个相当具体的问题:一是进城后原先在农村的一些权益主要是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如何维持与保障;二是进城农民住房用地指标的保证与使用。这两个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包括农民市民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土地就是进城后农民的社保,“安居”才能“乐业”,所以,土地上的权益、落户城市的住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土地就是进城后农民的社保,“安居”才能“乐业”。     

对于城市农民工政策的反思--以北京市为例

2003年以来,中央对于城市农民工的管理政策作出重大的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废止了"收容法",强调要保障城市外来人员、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第二,提出了对于进城农民要公平对待,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要求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多渠道安排农民工子女就学等.第三,提出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旅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一批经过基础教育之后就进城打工的80后、90后。面朝城市，跻身于流动性最强的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概念不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论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

对于进城农民而言，两种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是阻碍其真正融入城市的深层原因。进城农民实现职业与身份的转换是农民城市化的重要步骤，但要真正完成市民化过程，还需要实现对城市文化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是个体或群体进入扣融入异文化环境的必经步骤。进城农民在实现地域、职业、身份等的变换之后，必须实现对城市文化的文化适应，这是进城农民真正实现市民化的最后的和关键的步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进城务工就业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为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采取了多种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仍然受到一些不合理限制,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拖欠克扣工资、乱收费等现象严重。同时,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使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工作面临新的问题。为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管理和服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认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     

男女平等与性别公正

中国妇运２００２·１１“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重要的是这种平等或不平等是否性别公正。如果性别公正，那就顺其自然；如果性别歧视，那就应该去纠正这种“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平等”有平均、一样、无差别的含义，是一种事实状况，可以用客观指标度量。“公正”有合理、好、善、应该如此的含义，是一种价值判断，公正不是用客观指标来度量，它是依据一定的价值原则进行主观上的权衡和判断。“平等”告诉我们“是什么”，“公正”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比如：男女劳动者之间工资有高低，有差别，不平等，这是可以用货币单位来度量的。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否公正呢？这就要看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贡献大小而有工资高低，那就是公正合理的，如果是因为男女同工不同酬，那就是不公正不应该的。又如：服兵役基本上以男性为主，虽然“不平等”却是公正的。再如：让女人登高架线下井挖煤，干与男人一样的活，虽然“男女都一样”却不公正。男女平等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既是衡量尺度又是行事原则。机会平等是指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各项事务上具有平等的参与竞争的资格。机会平等只重视男女在竞争过程中的...     

论国家政权建设视角下的农村警务工作创新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农村公共安全秩序存在的问题有:某些基层农村政权受到威胁,群体性事件有增加的可能,各种类型的犯罪威胁着农村社会,交通和消防安全方面存在隐忧,黄色泛滥和赌博蔓延正在侵蚀农村的文化肌体。存在问题的原因有:警力总体不足,经费紧张,设备落后,体制不顺以及警务运行模式和公安民警素质等。因此,要加快农村国家政权建设步伐,保证农村公共安全秩序。     

我国职务犯罪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我国职务犯罪具有数量多,人员层次高,范围广,团伙化,手段职能化等特点。职务犯罪的成因十分复杂,不仅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防治职务犯罪的着力点应放在强化教育、制约权力、加强法制、严格管理等关键部位和环节上,运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行政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农民工违法犯罪之角色分析

农民工违法犯罪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身份与角色的错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错位导致农民工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自身权益无法维护 ;导致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淡薄 ;使农民工自我认识与评价偏低 ,自卑心理强烈 ;导致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封闭 ,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能力偏低 ,认知心理结构水平较低等主观因素影响着其非农职业角色的获得与扮演 ;制度的非公正性 ,政策的不合理性等客观因素也是农民工获得职业角色的障碍。农民工角色获得障碍导致其既要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 ,还要承担家庭角色扮演的双重压力。     

‘Rich brothers’ and ‘poor cous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reform rural disparity in a Chinese township

Rural reforms have resulted in great uneven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been widened due to the diversity in the conditions for production and social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an interesting yet complex question: what causes the great economic divergences among villages that are geographically so close sharing similar physical settings and natural endowment?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is beyond the scope of a sole economic analysis. Using the case of Dayingjie Township, Yunnan Province, the paper develops an answer based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It argues that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ing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economic take off of a rich village in the Dayingjie context. As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mmunities widens, localism and weak distribution power at the township level become apparent, indicating a combination of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in deepening the gap. Finally, extrem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leads to the rise of a group of a new rural elite who holds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everage. They influence local politics toward profit hunting in favour of the wealthy clan in a rich village. This further leads to an ever‐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The Dayingjie case presents important insights in understanding inter‐village disparity in rural China. Whether this story is generalizable in China is still too early to tell, but, by investigating one particular geographic are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rect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village disparity in China and to stimulate more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俄罗斯社会转型对有组织犯罪发展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受国家历史变革和转型影响,成为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现象。政权、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对其特征形成产生重要作用,从而使俄罗斯有组织犯罪从过去暴力型为主转向带有浓重经济色彩的政权参与的犯罪类型,进而反映出国家变革与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发展的特殊关系。     

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提升农民幸福指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提升农民幸福指数,必须建立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必须在农村广泛开展塑造新风貌活动。     

Containing Land Grabs: a misguided response to rural conflicts over land

To a certain extent, a more stringent regime for requisition of rural land may help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peasants. There is, however, a hierarchy of income opportunity in the countryside as a result of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reform China. The varying degree of land dependence renders a contrasting calculation on the value of land lease among Chinese peasants. For peasants in the more prosperous regions, the conflicts are primarily triggered by their exclusion from direct engagement in the land market and deprivation of the chance to maximise potential gain that fuels the growing tension in the countryside. A more direct response to this fundamental cause, however, requires audacious moves by the Party leadership venturing into zones of political taboo.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研究--以15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毒瘤。以聚法案例网中的裁判文书为样本,从犯罪人情况、组织状况、行为状况、经济特征及保护伞状况四个方面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现状和特征,从犯罪人个体、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的原因,可以更清晰地厘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本特征,并结合其特点进一步提出打击、预防该类犯罪的具体措施。     

乡村发展：环境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

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城市环境保护已受到高度重视，乡村环境保护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乡村环境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涉及国家食品与生态安全。作者通过中国东、中、西部十多个县市，以及日本和韩国的乡村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环境保护的措施与策略。目前农业与乡村发展中长期的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由于村庄规模扩大、乡村旅游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当前重点要解决乡村的垃圾与污水处理。以及有机肥的使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

群众组织力是指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组织能力。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可逾越的前沿性课题。显在的伦理规范、潜在的共识、科学的精神谱系是建立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和现实准备。群众组织力的发挥根本来说是一个共享式的群体系统,只有正确处理好求真之道与战略思维、明善之道与底线思维、审美之道与辩证思维、言志之道与历史思维、自觉之道与创新思维等五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寻求伦理共识。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不是传统的或古典的,而是现代的;不是思辨的,而是现实的。事实上,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所打造的个体性和整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需要实现从意义世界到生活世界的过渡、从道德形态到伦理规律的转换、从规范秩序的建构到政治伦理的建构,在增强群众组织力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伦理精神",同时外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政治生活。因此,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不是抽象的共识,而是基于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的机理,扬弃冲突的、具体的、历史的和谐,实现政治伦理的和谐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