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技术的运作与生产性关系的建构——对“官德和政府治理”的一种解读

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在研究微观权力时指出,在政治生活实践中一种权力技术建构一种生产性关系。在福柯权力观的学术思维启发下,笔者对官德和政府治理做出一种新的解读,即官德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技术,是构建政府官员与民众之间关系的重     

论官德在政治治理中的价值问题

文章探讨了官德与政治治理的关系及官德对政治治理的价值 ,认为官员的道德素养关涉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紊乱与政治稳定 ,官德与政治治理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官德的价值 ,具体体现在官德与政治运行、政治效率、政治协调的关系上。     

领域适当分离：责任政府构建途径的一种阐释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也是一种对政府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有明确的社会实体对政府的政策过程进行问责的状态。宪政支持、问责制度、权力分立制衡与法治约束是责任政府建构的政治基础，而社会领域的适当分离则是责任政府建构的社会基础。领域分离一方面分担了部分政府职能与责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其领域划分与守护方面的职能与责任。通过推动政经、政社、政事和政治与行政领域的适当分离有助于我国建立起真正的责任政府。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腐败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权力是联结政府官员与公众的一种特殊产品。因此具备成本─—收益相统一的内在规定。公众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官员是权力的行使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政府官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中充当理性经济人和权力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腐败正是双重角色冲突围绕成本—收益的比较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建立成本－收益的均衡统一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因此，要提高廉洁行为的收益，以建立一支执法严明的司法队伍、从严惩处腐败分子、加大经济处罚力度等措施来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     

福柯的权力思想探析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了权力实现方式从酷刑、惩罚到规训的演变历程,并论述了权力的运作、特征及其泛化。权力是借助于规训的微观技术和手段进行运作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权力是一种关系,具有生产性,并与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权力的泛化导致了全景敞视式的规训社会的形成。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权力思想是对传统权力观的补充和修正,关注权力对人的规训,反应了福柯对现代社会主体命运的反思和担忧。     

行政生态新视角——我国法治政府的建构原则

行政生态是指政府与政府生态环境之间是互为影响和依存的关系。法治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建构法治政府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与政府改革的大势所趋。从行政生态角度考虑，我国法治政府的建构原则主要包括建构主体的多样协同性原则、建构理念的权责统一性原则、建构价值导向的正义性原则、建构路径的公开性原则以及建构方式上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原则。     

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

政府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技术变革、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文章从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范式、政府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可能面临的数据治理难、数据匮乏、数据驱动力不足、公众参与"悖论"等挑战进行了说明。     

论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及实现方式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政治权力结构，理顺权力关系；有效提高政府能力；大众政治参与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政治一体化进程，提高政治整合度。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只有通过改革、生成与建构等最基本的实现方式才能最终变成现实。     

论权力寻租及其防治

权力寻租源于寻租活动，它是在权力对资源扭曲性配置前提下的一种权力行为的买卖活动。要遏制这一“活动”，本文提出应采取权力制衡、资源配置市场化、增强决策透明度等措施。（一）“权力”，英文“power”，是个专用名词，往往同职权、官位联在一起。不同的社会以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国家，其权力产生的方式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从人民中产生，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各权力的执掌者是人民所赋予权力的委托代理者。这一委托代理者，我们通称为官员。人们知道，官员是执行民意，并由民众委托执行民众赋予的权力的人。在民众与官员之间…     

宋代榜文与政治信息传播——基于政治传播学视角的分析

宋代榜文作为皇帝、朝廷及地方官府发布指示、晓谕民众及官员的一种下行公文,其内容是与政治权力、公共生活及民众利益相关的知识、信号和信息,具有政治信息的属性。榜文政治信息的传播是政治传播的典型形式。宋代皇帝、朝廷及各级官府作为榜文政治信息的控制者,为实现传播效果提供制度、机构的保障及实施过程的有效控制,借助于榜文实现中央、地方官府与吏民之间的政治信息传播,并在民众、官员对榜文政治信息反馈与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进而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最终实现封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     

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的困境与救赎

随着网络社会的勃兴与公民社会的崛起,民间“草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不断涌现于公共话语领域,加剧了与政府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引发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公共信任与社会软权力,政府公信力的本质并没有完全嵌入公权力的运作之中。在畸形裂变的权力观、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信息不对称视域下传媒的鼓噪与误导等多重因素浸染下,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之中。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视域下,要超越“塔西佗陷阱”,政府必须重塑健康的权力观、建构友善互信的政民关系、主动信息公开,以期实现政府公信力的自我救赎。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与今天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建构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官德精神:权力得之有道、行之有制、赏善罚恶、自然成理。只有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相关资源,并有效克制其中的随意性因素,才能建立起既具有现代特色又发挥传统优势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     

政府赋权与民众争权

政府赋权是指政府还权于民，民众争权则是指民众在参与过程中自我赋权。政府赋权和民众争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政府赋权是民众争权的必要条件，而民众争权是政府赋权的有效保障。政府赋权与民众的争权又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交接关系。政府赋权是手段，民众争权是目的。权力理应服从服务于权利，民众争权尤为重要。     

官德要看关键时刻的表现

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处于领导地位,握有公共权力,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产生问题,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证明,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因此,官德非小事,乃为官之本。不可否认,当前由官员失德导致的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问题非常突出,也警示我们官德建设刻不容缓。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德建设是防范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健全科学的可行的官员道德考核评价体系,是当前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一项不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政府处于全能型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并管理一切公共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纷杂的公共事务，全能型政府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找到了新的方向，即在处理一般性公共事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通过采取承包、谈判以及协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法治政府是较为理想的转变模式。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及其良性互动

政府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而公民的权利则是通过宪法及其他法律确立并加以维护的。政府权力同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政府权力的扩大往往会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而公民权利的切实维护与有效保障又需要法律权威性的社会认可。我们应理顺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为其良性互动创造必要的条件。     

网络考验官员“新闻执政能力”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官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民众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等问题都慢慢浮现出来。而网络的兴起，无疑给民众提供了宽阔的言论平台，网民以极大的热情利用网络了解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并表达自身的诉求。民间舆论与网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审视着政府官员的言行，考验着官员的新闻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