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德国隐私信息立法与政策框架的比较

比较研究了美国与德国隐私信息方面的立法与政策,发现两国在保护隐私信息方法上的显著不同,美国认为自我监管与部门化监管的方法有助于建立透明的法律环境;此外,美国立法强调保护公共单位所持有的个人信息,而对私有单位及其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存储、使用和传递没有过多限制.而在德国,法律统一限定了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传递,并由一个机构监管执行,这些差异并没有随全球电子化市场的发展而减少.     

“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

"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凭借其高效、便捷的特点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在该领域,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其发展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当前,需要对我国"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相应体系不断予以完善。     

加强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管理的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根据中国法制环境、社会环境及其自身业务发展、风险管理的实际,借鉴国际上成熟的风险管理经验,运用各种法律风险控制手段和措施,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通过提升法律风险控制工作有力支持并促进业务创新与市场拓展,对于促进     

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看第三部门的发展

新公共管理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的第三部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法律空间、群众基础等条件。本首先提出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然后介绍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第三部门;最后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第三部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发展的过程和原因。     

德国出入境边防检查制度研究

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及申根国家之一,我们对于其出入境边防检查制度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从德国出入境边防检查制度入手,重点研究了德国出入境边防检查的法律基础、机构设置和检查模式,并从这三方面探讨改进和完善我国出入境边防检查的三项措施：进一步完善出入境边防检查法律法规;改革我国的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机构设置,建立统一的口岸查控与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出入境边防检查运行体制。     

武汉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武汉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功能不断提升,也累积了多种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导致事故灾害、自然灾害,也可能危及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安全。在未来发展中,武汉还将面临经济金融、网络攻击等新型公共安全风险。当前,武汉公共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风险管理工作也存在资源比较分散、宏观层面综合性的风险管理不够、市民风险意识不强、城市设计、规划、建设、营运、服务等方面对风险防范考虑不周等问题。健全武汉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有必要建立正规化的、常设的风险管理机构;完善城市风险管理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安全标准;加强风险预防及应对的规划与标准规范建设;建立全覆盖的城市风险管理网络;运用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城市风险数字化管理加大对风险管理的支持保障;探索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本、市民积极参与的风险管理模式;培育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理念。     

当前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与法律对策

腐败现象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屈从于私利。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腐败现象在我国的公共生活中呈蔓延之势并出现新的特点。我们应该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新特点,提出新的法律对策,以便及时、有效地严惩腐败分子。     

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效力来源

政府公共警告作为国家的社会管理手段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实施依据。检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发现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发布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从宪法的规定。因此,政府公共警告的运行首先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宪法没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规定,其运行主要是基于宪法对行政机关职能的概括授权。我国宪法第28条明确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我国宪法第89条、107条、第118条分别对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及其手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政府公共警告的宪法性依据。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性法律依据主要有《突发事件应对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传染病防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等。     

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建设的现实思考

经济发展不均衡、政府管理不完善、全球化的共振效应、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竞争压力和道德失范等,是我国公共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危机意识淡薄、缺乏风险管理战略规划、管理体系不合理、反应和处置能力弱、公众的危机教育与训练机制不健全、政府与媒体未形成良性沟通、法制建设滞后和社会公德缺失等,则是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建设,重点要加强情报研判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专业救援机制、安全培训机制、舆情沟通机制、法律保障机制、利益诉求机制的建设。     

政府公共风险管理机制整合框架构建

随着我们的社会由传统的“常态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政府公共风险管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国现阶段政府公共风险管理体系中存在理念、制度、组织、技术以及资源五个方面的问题,基于政府公共风险管理整合机制的协同化、系统化、全面化特征,必须建立一个涵盖风险管理全过程、全要素、全员、全球化以及政府内部五个方面的整合框架。     

国外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启示

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到现在,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研究这些模式及特点,可以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铁路经营管理法律风险防范的探讨

<正>随着铁路公司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对法律风险管理的内在需求在不断增强。2018年全路办理法律纠纷案件3478件,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12.72亿元。2019年国资委通过的《中央企业合规性指引》要求必须建立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避免包括法律等各种风险的发生。目前法律风险管理已经滞后于铁路的整体发展,干部职工的法律风险意识还较为薄弱,风险防范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实际工作中对经营决策的前期论证和决策参与缺乏制度性保障,对铁路经营管理中带来的法律风     

公共法律服务何以“更上一层楼”

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共法律服务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所必需的法律服务,必然成为公民平等、均等地接受法律服务的制度性条件。因此,对现有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浅析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

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仍不规范,抗风险能力较弱。按照国际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特点和要求,笔者认为,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关键要在银行内部采取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加强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建设。     

建成覆盖城乡、普惠均等、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浙江省是全国最早开展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实践的省份.自2009年开始,浙江逐步推进县级设立"临街落地、前店后厂"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2013年、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省司法厅分别出台《浙江省司法厅关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工程的通知》;2017年,省委办、省政府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2019年,省委依法治省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建成覆盖城乡、普惠均等、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当代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思想是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公共性理念、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公共性维度、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共性资源、空想社会主义的公共性素材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当下,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公共问题与公共危机日益增多,而我国政府职能的缺陷和公共性缺失仍较严重,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

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呈现出政府直接供给的传统模式、市场模式、混合模式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提升我国依法治国水平和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内在要求。增强公民对公共法律服务设计与供给的参与权,通过协作优化城乡之间、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增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的公平性与平等性,最终可以实现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     

浅析德国"双元制"对我国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模式的启示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曾被誉为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它在世界职业教育进程中影响甚广,对我国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笔者通过对＂双元制＂内涵、特点的分析、评价,从政策法律、学生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考试考核、师资队伍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双元制＂对我国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模式的启示。     

“公共法律案件”的法理意义初探

近年来,一系列标志着司法活动由国家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公共法律案件"使得我国法理学研究有了新的标本。揭示这一类案件的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透过司法过程总结我国当代转型时期法律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试析古罗马程式诉讼

程式诉讼是罗马法古典时期的主要诉讼模式,在罗马法律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透过程式诉讼,我们可以观察到罗马法古典时期法律文化及司法文化的某些特点:司法权的国家控制与私人仲裁相结合;严格的形式主义与诚信精神相结合;法官在发展法律问题上的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这些特点为构建我国现代司法体系和司法文化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