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执法检查报告——基于湖南省X市的实证研究

X市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执法检查结果表明,法律实施情况总体较好,但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更大实效,建议要进一步形成政府主导,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加强公益性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强化对网吧及娱乐场所的监督管理;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姊妹篇”完成修订

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继修订通过,将于2021年6月1日起一同施行。两部法律属姊妹篇:未成年人保护法注重创造优良环境,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注重预防,采取教育、干预、矫治等多种措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因此,在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考虑两部法律的呼应与衔接,努力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保护网。     

论未成年人犯罪之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既有社会根源,又有环境影响,还有其主观因素。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制定科学的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尤为必要。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社会、学校、家庭、未成年人自身四位一体的预防体系,通过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以有效引导未成年人健康地成长。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分析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全面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应当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从立法层面作出了顶层设计,但是应当认识到,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依然不够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应当以《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个保护维度为框架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以国家监护责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前置性赋权保护为构建基底.当前六个维度的保护各有进展又有不足,家庭保护初成体系任重道远、学校保护内容庞杂需要清晰定位、社会保护要形成社会共识、网络保护亟待细化、政府保护要做好行政支持、司法保护应做好法律衔接,基于上述现状,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构建路径从完善法律体系、加强统筹协调、搭建内部链接机制、做好未成年人素养培育、构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柯尊平副省长谈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近两年来,我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通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学习宣传活动,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二是各成员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三是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进行严查重处,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四是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有3个市成立了未保委。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从家庭做起--评《城市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向社会展示的不仅仅是未成年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更折射出成人世界的问题———家庭、学校、社会对他们教育的失误。反思教育的不良与缺失,强化对未成年人如何做人的教育,把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遏止在萌芽之中,营造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艰巨的任务。天津社会科学院关颖研究员的力作《城市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一书,为我们深入探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重要参考。2002年,关颖研究员参加了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两法修改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模式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应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加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又要合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强化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正,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正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需法法衔接,方能形成系统化的处置预防模式,从而构筑起从预防、处罚、挽救未成年人的犯罪治理新模式。     

湘鄂两省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

从4月20日开始,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光同志率工作人员对湖南、湖北两省贯彻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一成绩:在法制建设、法制宣传、机构建设以及抓好家庭、学校、社会、司法保护各个环节上,工作是努力的,也是有效的。1.重视青少年保护工作的法制建设湖南省早在1988年8月就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并进行了《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的论证、起草工作;长沙市还专门作出了全面贯彻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决议。《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后,武汉市即于1991年12月通过了实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次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湖北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6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青海省人民政府公报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家庭保护第三章学校保护第四章社会保护第五章司法保护第六章法律责任第…     

论家庭教育与家庭保护的整合

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已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排在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方面,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作了具体的规定,尽量使未成年人远离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侠客:从“草莽英雄”到“革命英雄”——政治语境下的武侠文化流变

“侠客”形象,作为武侠小说的核心因素,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继承,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了的武侠小说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