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解读与司法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的新罪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争议，值得探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直接规定帮助行为的条款，第25条第1款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涵盖了对帮助行为的处罚。《刑法》分则将帮助行为实行化符合国际立法潮流与国内犯罪治理需要，阐明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帮助型犯罪”的行为本质。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之行为的存在是认定此罪的逻辑起点，但不是此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司法实践中仍需认定帮助者的认识内容以及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无通谋，确定其帮助故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不应被定位于相应犯罪的从犯，而应赋予其独立的量刑空间，因其可能在多人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扩张性解释及其司法推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增设是为了有效遏制网络犯罪。本罪的正确适用前提是对主观构成要件中的“明知”准确解读。对于“明知”的认定存在“明确知道”说、“明确知道+可能知道”说、“明确知道+应当知道”说的争论。传统学说对本罪“明知”的理解过于狭窄。应当对本罪的立法原意及保护法益进行考察“。明知”包含“可能知道”符合合目的性解释原理与司法解释的规范要求。对“应当知道”应作出扩张性解读,其不仅属于司法用语,也有实体法上认定犯罪故意“明知”的意义。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刑法》第287条之二,首次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作为刑法分则独立罪名,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适用范围。鉴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定性认识尚存较大争议,导致该罪名的理解适用陷入困境。当前迫切需要对网络空间内共同犯罪参与理论进行梳理,明确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应当按照"共犯行为正犯化"进行理解和归责,再结合我国网络犯罪的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明知"可以适用司法推定,"犯罪"可以扩大解释为违法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为帮助行为人设置独立的定罪量刑标准,并通过与网络犯罪其他罪名进行比较辨析,为该罪名的理解适用寻找解决路径。     

实证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论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论研究重心已逐渐从早期的罪性之争转移至探究本罪的解释与适用,主要是"明知""情节严重"与"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解释与适用。本罪的"明知",仅指明确知道,在行为人否认"确知"或辩解仅"疑知"时,应结合相关认定标准,通过司法推定方式证明其"确知"。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从非法获利状况、帮助行为情况、帮助下游犯罪造成的损害以及再犯罪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关于"同时构成其他犯罪",不应对此处"犯罪"进行限制解释;本罪可以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但最终仍应根据本罪第3款规定择重罪处罚。     

虚拟货币交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之分析

随着国家加快对《反洗钱法》的修订进程,以及全国范围“断卡”行动的持续推进,虚拟货币因具有点对点交易、匿名性、不可篡改等特征,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工具。虛拟货币交易商家在从事虚拟货币交易“卖币”的过程中,极易面临“赃款”流入的风险,实践中对此定性不统一,主要涉嫌上游犯罪的共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所得收益罪。司法实务中对虚拟货币交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的认定过宽,导致犯罪圈的扩大。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实务模型的构建,明确“故意型”虚拟货币交易属于“明知”的范畴,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过失型”虚拟货币交易不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研究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所帮助的行为对象是一切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客观方面只能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行为人在主观上明知的内容和目的具有多层次性。     

网络犯罪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 ——以快播案为视角

快播公司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他既为合法的网络交易行为提供平台,但同时也为色情、传播盗版、欺诈、非法集资等网络犯罪提供了帮助。通过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传统犯罪难以实现对快播公司的归责。《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刑法前后体系的均衡和刑罚适用的平衡。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探究

研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要分析其构成要件和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方面,通过裁判样本分析和案件特点探讨,该罪行具有技术性、隐蔽性、利益驱动和多样性等特点。完善治理措施,包括提高技术防范能力;加强监管和执法、完善法律法规和惩治措施;并加强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展望未来,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治理和打击,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信息网络环境。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判断理路

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设立后,相关案件的发案量呈井喷式增长,一个重要原因便是2019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该罪的入罪要素“明知”提供了可实践的规范指引。然而,实践中司法人员对“明知”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的倾向,对“明知”的说理存在含糊不清、语言不详的问题,对“明知”的推定存在依据单一、考量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秉持刑法教义学的态度,对本罪“明知”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化限缩。对“明知”应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理路进行多元、综合判断,同时还要融入常识常理常情,充分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办案难点与思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相关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法律文件的陆续出台使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大幅度增多，但该罪第3款规定的与彼罪竞合的从一重处断规则却甚少适用。梳理分析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判决的情况，总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适用中的难点——本罪优先适用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量刑标准，可以进一步总结出坚持非羁押措施优先，坚持综合考量量刑因素等具体适用原则。     

论毒品犯罪中概括性认识的引入

毒品犯罪中应引入概括性认识的概念。概括性认识属于概括故意中的认识因素,指行为人行为时对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素认识不确定,对具体的危害后果仅认识到有发生可能性。概括性认识的特点有二:认识内容不确定、认识程度不确定。就毒品犯罪而言,尤其是在认定运输毒品罪时,行为人只要认识到其运输的可能是违禁品且仍然为之,而实际上运输的正是毒品,此时运输毒品罪即告成立。有学者认为"可能知道"也属于明知,但知道可能性在逻辑上不能等同于"可能知道"。如果行为人仅是可能知道其运输的是毒品,则意味着其可能不知道,只能疑罪从无。最后,由于概括性认识的程度比确定性认识要低,在量刑时应予体现。     

基于既有样本分析的帮信罪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研究

<正>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信息网络犯罪渐趋高发,而形形色色的"帮助行为"是信息网络犯罪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有效规制网络犯罪帮助行为,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     

妨害司法罪

妨害司法罪是指故意妨害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司法秩序的一类行为。这一类罪的主体有些是一般主体（如打击报复证人罪，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等），有些是特殊主体（如脱逃罪的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这一类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妨害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司法秩序，而故意实施。此外，有些犯罪还要求对某些要素有特定的明知（如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需要行为人对赃物性质有特定明知）。这一类罪侵犯…     

抢劫罪与强奸罪客观行为的异同

抢劫罪与强奸罪的客观行为都是以实施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行为为必要,两者的手段行为存在着一致性、两罪客观行为达到的效果一致、两罪的客观行为都属于复合行为。但也存在暴力行为方面的区别,如暴力实施对象不同、程度不同;胁迫行为方面的区别,如胁迫内容不同、胁迫内容实施的时间不同;其他方法行为的区别,如强奸罪可以是被害女性自身陷入不知、不能的状态而被行为人所利用,而抢劫罪则必须是行为人故意为之使被害人达到不能、不知的状态;强制性手段与非强制性手段的区别,这主要针对奸淫幼女并不要求必须是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等行为,只要行为人明知其为幼女而与之发生性关系即可。     

对“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的理解

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的成立以行为人"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为前提条件,行为人对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是否"明知"就成了本罪是否成立的关键.本文拟从"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的涵义、如何认定、"明知"的形成时间及其与刑法总则"明知"的关系等方面理清相关问题,以抛砖引玉,并希能对司法实践有参考价值.     

假冒专利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假冒专利罪的主要犯罪客体是专利管理制度,次要客体是他人专利权即指专利标识权,适当包括消费的合法权益主要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行为人实施专利侵权行为的同时又假冒他人专利的,应作为两个不同行为分别处理。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中与之时应的他人专利权如果在假冒行为发生后被宣告无效,对于行为人而言,可以考虑构成对象不能犯的未遂。而对于情节严专的判断标准应着重于商业规模及主观恶性程序。目前不宜将专利侵权行为犯罪化,而应将冒充专利行为犯罪化,同时,以假冒专利行为涵盖"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统一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客观要件再探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客观要件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其中的“帮助”在方式上多种多样,在时间上可以发生在诉讼活动开始前,而且不以被帮助人存在犯罪事实为前提;“毁灭、伪造证据”理应包括隐匿、变造证据;应根据立法目的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界定“证据”的范围。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司法适用问题及化解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设立以来仅有四起认定为本罪的案件被公布。从宏观层面看,本罪司法保守倾向凸显,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从微观层面看,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阐释不够充分,刑事责任模式的说明付之阙如。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本罪在认定时应采多维视角,防止单一思维的桎梏,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性的判断上,注重网络服务单位的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的确定;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认定上,注重与前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挂钩;在"拒不改正"的判断上,注重其兼具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属性并与"约谈"加以区分;在解释"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包含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并细化认定规则;在肯定本罪刑事责任模式为平台责任的前提下,揭示平台责任的独立性和依附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定罪和量刑的影响。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主观特征辨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包庇行为只能是出自故意 ,而纵容行为则可出自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并不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确认识到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包庇、纵容犯罪的人 (包括犯罪组织及成员 )的违法犯罪活动 ,便构成本罪故意所必需的认识因素。     

对艾滋病卖淫者不宜再定传播性病罪

对明知患有艾滋病而向他人提供卖淫的人,司法机关往往以传播性病罪追究刑事责任。随着2013《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实施以及国家防艾工作的深化,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已趋理性。艾滋病今后不能再算作性病,司法机关对艾滋病患者实施的卖淫行为不宜再定传播性病罪,而应区别对待,视其情节对行为人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