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切入点

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帮助行为,设置独立的罪名、对其适用独立的法定刑,是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模式。同时,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这一特殊立法模式有合理性支持,贯穿刑法理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中,具有坚固的根基。现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主要集中于恐怖活动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立法者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之时将其他相关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解读与司法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的新罪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争议，值得探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直接规定帮助行为的条款，第25条第1款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涵盖了对帮助行为的处罚。《刑法》分则将帮助行为实行化符合国际立法潮流与国内犯罪治理需要，阐明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帮助型犯罪”的行为本质。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之行为的存在是认定此罪的逻辑起点，但不是此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司法实践中仍需认定帮助者的认识内容以及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无通谋，确定其帮助故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不应被定位于相应犯罪的从犯，而应赋予其独立的量刑空间，因其可能在多人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的法律完善

尽管我国刑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罪名对非法集资类犯罪进行了规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社会公众""犯罪数额"等要件的认定仍存在着许多争议和困惑.考察非法集资案件的现状,剖析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认定依据、确定"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统一"社会公众"的认定范围、明晰民间融资的行为边界、强化司法认定的证据支撑等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     

广闻博览

最高法院确定刑法全部罪名413个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司法解释,就刑事审判中对罪名的适用作出统一规定。据了解,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为了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中得到准确理解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就统一认定罪名问题,组织专门班子,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吸取司法实践的有益经验,对《刑法》所列各类犯罪的罪名逐一进行反复研完斟酌,力求准确地体现《刑法》的立法原则和精神,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确定《刑法》全部罪名413个。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对刑法罪名统一确定,有利于全国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正确适用罪名,做到罪刑法定,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司法适用研究

特殊职责人员与其"照料"的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危害后果严重,舆情空前关注,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国家修改刑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刑法修正案(十一)》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新增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充分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女性的特殊保护。刑法在回应社会各方关切的同时,要严守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原则。明确性原则要求对新增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行细致解读,同时尽可能厘清该罪与类罪的衔接问题。首先,特殊职责人员的含义解读和范围划定应当符合规范保护目的,在保护未成年女性的同时也要避免范围的不当扩大。其次,该罪构成要件中"性行为"的认定应当与强奸罪保持一致,且未成年女性明确的性同意并不构成出罪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最后,在司法适用中,应尽可能查清事实,注意此罪与强奸罪的界分,主要包括:性同意仍需采用"不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标准,在对胁迫行为做扩大解释的同时厘清其与非胁迫行为的界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解读及司法适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将对抑止恶意欠薪行为、稳定社会公共秩序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本罪作为一项新罪名，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需要就劳动报酬、主体范围、客观行为、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认定进行探讨研究，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参考。     

“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

我国采取的是不同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单一正犯体系,"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不限于实行行为。所以,该款包括教唆他人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与第三人共同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帮助第三人犯罪、教唆他人教唆第三人犯罪、帮助他人(一起)教唆第三人犯罪等诸多情形。因此,在《刑法》第29条"教唆"行为主体的确定上,应当不限于德国、日本刑法中的"教唆犯",不能等同理解中、德、日这两种语境下的"教唆犯"。我国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唆犯规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弥补了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可能带来的处罚漏洞,避免陷入区分犯罪参与类型的泥淖,理顺了参与论的核心关系。并且,"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应当在遵从对一般预备犯处断规则的基础上,再适用第29条第2款的未遂教唆处断规则。     

关于增设教唆罪的法律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罪的规定有三个明显特点:1.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2.教唆犯罪侵犯的是不确定的客体,它取决于教唆他人犯罪的具体内容;3.教唆犯不是罪名.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确定罪名。笔者认为,《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罪的规定有重大矛盾,且与整个刑事立法体系不符:——《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而在第二款中又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本身说明了教唆犯罪并不都是共同犯罪。作为我国重要部门法的《刑法》,对同一犯罪行为在同一条文中前款规定是共同犯罪,后款又予以否定,立法明显不严谨、不科学,有失《刑法》的严肃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办案难点与思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相关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法律文件的陆续出台使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大幅度增多，但该罪第3款规定的与彼罪竞合的从一重处断规则却甚少适用。梳理分析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判决的情况，总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适用中的难点——本罪优先适用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量刑标准，可以进一步总结出坚持非羁押措施优先，坚持综合考量量刑因素等具体适用原则。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疑难问题研究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五）》）的新增罪名。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刑法领域长期以来对于以信用卡信息为犯罪对象的行为无法适从的局面,这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日益猖獗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但是由于本罪名出台时间较短,司法实践经验积累不足再加之无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认定本罪出现了很多分歧和争议,导致司法实践行为的不统一。本文从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信用卡信息的内涵与范围以及接受他人无偿提供信用卡信息行为的归罪问题三个方面对当前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从侦查实践角度看犯罪本体论问题

犯罪学对犯罪本质、犯罪原因等的本体论追求 ,是犯罪客体化的产物。这种追求是社会犯罪文化观的一种知识层面的表述 ,并不是犯罪学科学化的基础。从刑罚实践的历史进程看 ,犯罪作为刑罚实践的一个环节 ,构成了刑罚实践的手段 ,而不是脱离刑罚实践并与刑罚实践相对峙的外在的自在事实。因此 ,犯罪体现了刑罚实践的结构性特征 ,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试论职务犯罪现场勘查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存在着高发的态势,同时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等特点。这些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难度。传统突破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依靠讯问,采取"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本文从证据的角度分析出发,利用现场勘查来寻找证据为案件的侦破打开缺口,力图通过职务犯罪的现场勘查寻找证据,实现"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变,提高侦查工作的有效性。     

犯罪周期浅探

犯罪周期现象,学名应为犯罪循环变动,是指犯罪现象的总体及若干罪种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的涨落起伏以至循环往复。犯罪周期是一种近乎规律性的盛衰交替变动,是犯罪运动的正常表现形式。犯罪周期理论的建立和运用对正确研判犯罪形势,修正与克服传统经验分析及定性研究中的错误与不足,探索与把握犯罪宏观、微观规律,科学预测犯罪走向及解释犯罪数量变化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入户盗窃型盗窃罪

在过去,入户盗窃的危害性始终未被重视,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户内财产价值日益增高,同时,入户盗窃后被户主发现后转化为暴力型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对于户内住宅安宁的权利渴望越来越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入户盗窃正式以"零数额限制的身份"纳入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但由此对于该情形的司法实践争议也逐渐浮现。从立法背景和司法实践等角度,分析入户盗窃型盗窃罪,是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     

《网络犯罪公约》与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兼评我国相关立法的规定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快速提高,计算机网络犯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备受关注.《网络犯罪公约》为各国打击网络犯罪提供了一个法律模式.我国有关计算机犯罪的刑事实体和程序方面的立法与上述公约的规定存在差异.为了打击计算机网络犯罪,我国应借鉴公约的规定完善相关立法,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打击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合作.     

浅析侵占罪

侵占罪是刑法新增加的罪名,它是一种将自己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犯罪行为,它与盗窃罪等其他侵犯财产的犯罪在实践中很容易混淆,因此,本人对侵占罪的概念、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论述了如何区分本罪与非罪、本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从偷税罪到逃税罪的立法演变分析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如何认定诬告陷害罪和伪证罪进而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及相关问题,其旨为引起刑事司法机关在认定处理此类案件时高度重视,稳、准、狠地打击诬告陷害和伪证犯罪行为。     

危险犯既遂后犯罪中止之否定及理论评介

关于危险犯的法定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积极消除法定危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中止的问题,涉及危险犯既遂标准学说的反思和统一,意义重大。“肯定说”与“否定说”分别在解释学和立法学的立场上对此问题说明。“肯定说”试图改变危险犯的既遂标准的做法不仅未能自圆其说,反倒引发了理论矛盾,暴露出其缺乏平衡性思维、缺少体系性考虑和缺少必要的概念辨析的问题。既然承认危险犯是以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既遂标准,那么行为人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不应构成犯罪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