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订启事

“面子”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是个人要求他人对自己表示尊重或顺从而得到的相应评价，也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而表现在他人心目中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的序列地位。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使他们获得和失去面了有着与普通群众不同的特点。当权力成为刻意追求面子的手段时，就会在挣面子中失去面子；当权力成为造福于民的手段时，就会在打破少数人的利益均衡中获得更为宽泛意义的面子。现实中，领导干部很容易由于“挣面子”和“给面子”而导致自身行为的偏差，因此，必须对他们的面子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和规范，方可能获得社会和个人期待的最大有效度。     

陌生人社会视域下的社区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社区成员的互动模式逐步由“熟人社会”转型为“陌生人社会”。在自治、德治和法治有机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和面子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探究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路径，需按照“一核多元”的思路，重构新时代人情和面子的文化内涵和运行机理，着力营造和谐社区文化氛围。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面子变迁与病态价值观

说中国人"爱讲面子",似乎语带贬义。其实所谓"面子",乃"体面"一词的俗话。讲面子的人,不仅要自我感觉好,更须他人的认同,这就构成了社会价值观的问题。讲究体面,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追求和变化,譬之原始人脖子上挂串贝壳,便是有身份的象征;现代人西服革履,才可以出席隆重的场合。而目前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另外一种"面子的变迁",诸如过去上班骑"永久"自行车挺有面子,现在泡妞驾"法拉利"跑车才有面子;过去带媳妇见朋友挺有面子,现在携小蜜赴豪宴才有面子;过去陪上级出差,坐软卧挺有面子,现在请领导休闲,警车开道才有面     

爱社区：家与国之间的缺失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放在传统中国很完满，但用到现代却少了一环：那便是“家”与“国”之间的“社会”。 社会说起来比较抽象。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社会最简单的对应是我们生活的“社区”。这个社区是地理意义的，比如我们生活的公寓或者大院；也是情感和认同意义的：个人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认同为社区的一员，     

浅论“Positive Face”和“Negative Face”的内涵及译法

对于人际交往中礼貌系统和策略的研究业已成为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西方学者Browm&Levinson(1978，1987)有关Negative Face(通常翻译为消极面子)和Positvie Face(通常翻译为积极面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中的脸和面子二者之间的区别、量化关系、个人脸值与社交脸值、个人面子与社交面子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对中国人所说的脸／面子与Brown＆Levinson所研究的Face内涵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者的差异和通行译文的不正确处，提供汉语中“Positive Face”和“Negative Face”两词的参考译法。     

社会记忆:破解社会认同困境的理论视角与分析路径

针对社会认同的当代困境,可将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因为在学理上社会认同建立在一种对社会记忆的呼唤之上,在性质上社会认同的一致感与排他感根源于社会记忆的选择与遗忘,在功能上社会通过建构记忆的方式来塑造认同;社会记忆还可作为一种具体分析路径,以解读社会认同贯穿社会和个人的多重不协调性,实现社会认同理论的整合与发展,化解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认同危机。     

正确对待“面子”问题

“面子”即情面,它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有着十分微妙的作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面子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将从适合的行为及社会赞许中获得。”“丢面子”则是由于没能遵守社会行为准则,以致于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许或认可。因此,正确对待“面子”,能使人讲自尊、讲人格,能激励人们昂扬进取、奋发争先;错误地对待“面子”,则会使人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掩盖问题、害怕真理。中华民族一向具有与人为善、热情好客、成人之美的好传统,为人处世从来都重礼义,讲情面,守信用,给对方留面子。这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现实…     

边境地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基于社会组织的主体行动策略分析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等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中的三个主要行动策略分别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关系建立，从“协作治理”到“多元合作”的转变，以及社会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同时，社会组织在参与及推动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社会化时，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及能力方面的挑战。     

以己观世：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

当代青年群体在社会心态层面呈现出一系列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悖论,其背后是青年世代思想观念的三重面向,即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共同体认同、以个人生活机遇为落脚点的共同体发展伦理、以个人价值实现为标准的共同体分配正义。上述思想观念根植于青年世代“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即以自我为起点的平等主义原则。青年群体总是从个人的预期、价值、经验、感知（“己”）出发,观照那些先验的、外在的、强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世”）,对于“己”与“世”平等与否的经验和感知决定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呈现。当青年世代体验到“己”与“世”平等时,以自我为起点的观念、逻辑和话语可能创造出一种自发的、原生的、共享的情感认同,补充和丰富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的叙事并强化其合法性;反之,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被视作一种异己的结构性权力,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潜在张力具象化为对占据社会结构（例如权力、财富、知识）优势位置群体的负面评价,甚至是对整体性的社会事实与运行规则的消极取向。因此在“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下,青年社会心态可能呈现的演进趋势及治理挑战应引起重视。     

“面子观”与乡村治理

在乡村社会中,"面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在乡村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治理中,我们应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面子观",将个人面子的争取与公共秩序的构建相结合,充分发挥面子在乡村中的"通货"作用,使乡村社会井然有序,并充满人情味。     

共同富裕：社会正义的中国实践及其发展启示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仅为实现社会正义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其对符合伦理应当的经济效用分配的追求更体现了社会正义的实质。共同富裕的实践体现了社会正义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落实：对国家而言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对社会而言实现了“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对个人而言则增进了主体的福利、尊严、自由与德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启示在于它不仅为消解世界贫富分化带来的不公平、不正义问题提供了借鉴，也担负着辨析当代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使命，其展现的对人类发展的正义关切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路向。     

民族杂居区维吾尔族居民语言认同现状研究——以上海为个案

“认同”一词最初由西方的心理学家提出并加以使用，后来延至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关于认同的含义，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社会学家汉斯·摩尔认为，在个人层次上，“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     

“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

钟其在《浙江学刊》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应该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索,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菩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理念注入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所需的新的管理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真诚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善治”中的“菩”,     

“何以为家”：流动社会下青年数字游民的地方感研究

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着数字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加剧使得人地联结方式发生了改变，流动社会下移动主体的地方感形成机制值得探讨。在现代竞争环境与社会时间挤压下，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在不同生活“扇面”下，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之间动态切换过程，由此也带来了个体认同机制从“属地认同”向“属人认同”的转变；个体认同的转变重塑了人地联结的方式，多样地方感杂糅成的“流动地方感”，构成了青年数字游牧人群地方感的主体特征。     

大代表：社会管理创新的中坚力量——以“广东做法”为分析范本

一、人大代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独特优势 随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中网政治事务中的新名词，如何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新课题。社会管理，意指“网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规，对社会组织和礼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     

社会和谐与领导协调成本

一、社会和谐与领导协调力 1．社会和谐中的协调意义 其一，能够使政府的社会决策得以贯彻落实。政府的某项社会决策一旦做出，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震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不一样，政府的决策难免引起不同的反应，而政府的正确的社会决策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因此，面对这种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协调。通过协调，使社会公众的认识有利于政府的决策。 其二，能够使社会对某项政策的调整从心理和行为上进行深度认同。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客观上是沿着浴盆曲线的轨道在进行，特别是当处于浴盆曲线底部的时候，社会公众的思想会引起一定的波动，人们会怀疑政策的正确性，会感到一种茫然，这时，领导者应当对政策进行调整，而调整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协调的过程，有效的协调能使公众理解政策调整的原因和必要性，并从行为上去贯彻。 其三，能够加速社会的和谐。西蒙认为，“效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工作方法、管理技术和一些合理的规范，再加上领导艺术。”即要通过提高领导的协调能力来提高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的前提下会加速社会的和谐。     

“弱势”心理蔓延：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赵中源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近年来，社会心理弱势化趋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现阶段民众争相认领弱势的社会心理倾向与国民传统的好面子社会心理相去甚远，也与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利好”的总体趋势大相径庭。这一社会现象，是当前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面对拘新课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应对。     

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再认识——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维度的解读

转型期当代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出现了认同危机问题：一是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应当具有的合理关系出现了模糊认识;二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一元化之间的张力关系出现了偏差。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自我认同,达成价值共识,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马苹在《理论界》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就必须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发挥党在社会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大作用，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调和矛盾缓冲作用，发挥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基础作用，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