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改变生活,也改变世界

正App是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完善原始系统的不足与个性化,增强手机功能。但App的个人信息保护不足、恶意扣费、强制手机App预置等问题频现。近年来,国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规定这些问题的处理之道。同时,中国App走出国门,在全球掀起热潮。     

龚建明：关于加大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公益诉讼力度的建议

正我国网络和智能手机得到广泛应用,手机上网用户数超过13亿户,手机应用软件(简称"App")逐渐发展成为承载网络应用和信息数据的核心载体,成为网络消费主要的平台入口。App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生活需求、提升生活便利化的同时,也有力助推了居民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在App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经济利益驱使,很多App通过收集用户数据服务网络营销,但在许多App的用户协议中并没有隐私政策条款,也就是说没有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形成了霸王条款。在我国相关法律尚不完备、管理尚不到     

谨防越界盗取用户信息

正信息泄露不仅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甚至已经威胁到关键性产业、政府机构等。目前,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移动通信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现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注册网上衣、食、住、行等各种App来满足生活需求。然而享受便利的同时,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也不知不觉被盗取。在安装App时候,经常会弹出提示框,询问用户是否同意App获取其位置信息或读取其手机中的通讯录等信息。大部分情况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否允许。然而,有部分App     

从《民法典》人格权编到《个人信息保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立法,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之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而来,二者协力共同构筑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民法典》人格权编确立了个人信息民事权益的基本框架,《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个人信息的性质、定义、类型、处理原则、处理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发展了《民法典》的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义务,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建构了全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在法律适用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存在前者优先适用以及二者协同适用两种情况。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分析范本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修改的范围,此次修改扩大了惩治范畴,进一步规范了立法用语,但在解决部分争议、完善法条设计的同时衍生出多个问题。《草案》第16条第一款与第三款间的设置不合理,《草案》第16条第二款依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将导致罪刑设置上的失衡,出售属于提供的同义反复及犯罪行为规定不够全面等。因此,有必要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重新建构,以建立全面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体系。     

个人敏感信息的法律保护规范

2019年12月19日,工信部通信管理局通报了第一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名单,QQ、新浪体育、搜狐新闻、小米金融等41款APP存在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权限等诸多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主要依据《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居民身份证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散规定。虽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使用等行为均有规定,个人信息遭到侵犯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尚无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更是因为未将个人信息在法律层面区分为个人敏感信息和个人一般信息。     

我国现行缓刑制度的不足及其展望

缓刑制度是一种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的规定做了较大修改,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表明我国的缓刑制度又前进了一大步。尽管如此,我国缓刑制度仍然存在着立法规定的缓刑类型过于单一、没有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缓刑监督考察的规定有待完善、缓刑撤销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等问题。完善缓刑制度,应在立法上增设新的缓刑类型;明确缓刑的监督考察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监督考察队伍;完善缓刑监督考察的规定;对缓刑撤销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     

把握基本原则做好监督工作

监督法明确地规定了"五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为区人大常委会履行监督职权提供有力法律支持的同时,也对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好监督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增强监督实效。     

论非羁码使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非羁码系为了弥补传统审前非羁押措施的不足、依托大数据算法而产生的新型替代性羁押措施。分析《对刑事诉讼非羁押人员开展数字监控的规定》,发现非羁码仅作为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的技术性辅助手段,缺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考量。基于刑事诉讼法有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和理念,以个人信息保护为重心,夯实非羁码的基础法理,明确其使用过程中所涉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和对象,健全非羁码有效实施的制度体系,以此实现非羁码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实践正当性。     

将基层群众的心声传到“两会”上——访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林青

正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台联会长林青在审议民法典(草案)时提出,健康信息是一种重要的个人信息,直接关系着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应明确纳入个人信息的范围予以保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在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二款对个人信息的范围增加规定"健康信息"属于个人信息。据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同志称,本次大会期间代表们就民法典(草案)提出了很多建议,经法工委和法律专家们反复研讨,共接受了三条修改意见,其中台湾代表团林青代表的意见是实质性的修改,为民法典审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会期间,就履职情况,林     

加强个人网络信息的安全防御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在强调互联网秩序和安全基础上,应当尤其重视网络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性和可控性,重视个人信息权利的保障。无论公权力机关对公民身份信息的获取,抑或一般用途的网络用户信息获取,都应当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从而避免过度采集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应注重“五个环节”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是监督法确定的一种基本的、主要的监督形式。为规范这种监督形式,监督法对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对象、内容、范围、方式和程序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要运用好这一监督形式,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督实效,必须按照监督法规定的程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构造

不断普遍化、复杂化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给立法、司法带来挑战，从客观行为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可分为“非法提供型”和“非法获取型”两大类。“非法提供型”行为以“出售”为典型方式，与“出售”行为并列的还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特定、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未经信息权利人同意而向他人提供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非法提供”行为。“非法获取型”行为以“窃取”为典型方式，法律规定的“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属于兜底型概括性规定，用于规制与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     

侵占罪之侵占对象若干问题研究

犯罪对象是正确认定财产型犯罪的基础,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似乎较为明确,即三种类型:一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二是遗忘物,三是埋藏物,然而对于这三类财物的性质及具体范围该如何界定,虽然学界进行了诸多讨论,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深入研讨和分析的必要,对本罪侵占对象的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景德镇市:就人大监督司法工作进行创新和规范

近期,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根据监督法规定和自身多年工作实践,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监督司法工作的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监督范围,规定了任前询问、工作询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11种监督形式,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对依法由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受案范围及其立法构建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决定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范围、受行政主体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范围以及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过窄,有关条款的表述束缚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同时有关排除性事项的规定也失之宽泛。为完善现行立法,可考虑在保持原法条整体性和立法逻辑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适当扩大可诉列举事项的范围,缩小排除性事项范围,发展新的诉讼类型,最终实现受案范围的列举式立法向概括式立法的转变。     

数据正义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北大核心

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不同于宽泛意义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数据处理者实施处理行为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必要程序,以有效约束数据处理者,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确权授权机制存在固有局限、知情同意规则的效果被弱化、数据利益的分配失衡等情况表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亟待加强。三种类型的数据正义理论为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以工具性的数据正义拓展确权授权机制,以程序性数据正义支持个人信息决策理性,以分配性数据正义均衡利益分配。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践,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可在三个方向上予以加强:细化公示公开程序以配合确权授权机制,强化知情同意程序以制约数据处理决策,完善影响评估程序以协调各方利益。     

强制安装的灰色产业

正手机App的流行导致了强制安装、捆绑销售推广软件等产业迅速发展。这些产业专门提供劣质App并榨取利益,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使得手机App行业走向规范化,但是,要正常使用手机始终还是要靠用户自己的慧眼。     

行业资讯

正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重要民事法律问题2021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5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共16条,对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侵权责任、合同规则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并于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对现场督察概念的探讨

《公安机关督察条例》中规定的现场督察是警务督察区别于其他监督形式的关键所在。现有的现场督察概念中存在对其性质界定不够科学、范围概括不够全面、对象界定不够明确等不足,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对现场督察的正确定位和全面认识,制约了现场督察的有效实施。因此,有必要对现场督察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