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

中国土司研究经历了启蒙期、低迷期、快速发展期和鼎盛期四个时期,在著作、史料、族谱和论文诸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土司研究的内容大多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和重要事件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法、实证法、调查研究法和历史人类学研究法等。纵观百年来土司研究,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明清两朝异地安置云南土司述略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明代以前，世居在这里的土著民族是主体民族，人口构成是“夷多汉少。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及交通的险阻，在秦汉到元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不能实施与内地划一的政策，只是以“羁康”的形式统治云南各民族。羁康制的主要内容是：当地民族头人臣居中央王朝，其他仍令其统治，中央政府很少约束，这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统治方式。元代开始，随着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羁康制”逐步完善发展成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中央王朝任用原民族头人为土司，命…     

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论析——以播州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播州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一隅,其土司制度的推行对播州社会的发展,包括其民族政治形态的演化、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滇南国宝：纳楼土司衙署

云南省建水县的回新纳楼土司衙署,号称中国三大彝族土司署之一。它所承袭的纳楼茶甸土司署的统治历史长达五个多世纪,所辖地涉及“三江八里又三猛”,是研究土司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     

土司制度在云南的最后消亡

一、明清之际“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则 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权形式,自元代正式确立以来,“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方国瑜:《云南地方史导论》)。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和消极作用日趋突出,加之周邻发达地区的影响,“改土设流”也就必然成     

节约型政府的范式研究

“节约型政府”的范式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新型政府制度安排。对这项制度安排的研究,既要吸纳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又要尊重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这项研究应立足五个方面:第一,节约型政府构建的动力机制;第二,政府对“节约型制度安排”的认知;第三,“节约型政府”政策安排的成本;第四,“节约型政府”构建的体制保障;第五,现代技术对“节约型政府”构建的推动。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分期问题

在20世纪上半叶,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1900至1919年为萌芽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视野开始展开;1920至1937年为奠基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确立;1938至1949年为发展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规范化得到进一步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理论政策进入了全面调整和系统创新的时期,先后形成了邓小平民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民族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民族理论的新发展等重大的民族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基本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2005年中发【2005】10号文件提出的“12条”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政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贵州民族史研究(九)

本文研究土司制度时期即元明至清初时贵州少数民族的历史。除了土司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综合论述外,其余按具体土司分别论述。     

贵州民族史研究(十)

本文研究土司制度时期即元明至清初时贵州少数民族的历史.除了土司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综合论述外,其余按具体土司分别论述.     

“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基本内涵是用当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各类土官,如土司、土职、土弁等。在土司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朝廷又多次执行"改土归流",以至于此前有的学者将土官与流官视为截然两分的行政机构,甚至将土司视为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化外"酋邦。然而,仔细排比元、明、清三代史志的相关资料后却不难发现,即令是在执行土司制度的地区,朝廷任命的流官始终在土司衙门中任职。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其后裔还可以在当地充任各级土职,与流官一道治理当地各少数民族,有的土司甚至还能以土司的身份因功受奖,未经科举考试而直接充任高级流官。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足以表明,土司与流官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朝廷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其间不仅可以并存,还可以互换,而且还能够相互制衡、互为补充,因而"土流并治"理当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21世纪发展新观念:多维系统社会发展观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维发展系统 ,是在多维要素的融合中创造活力 ,通过“一分为多”和“合多为一”而发展的。 2 1世纪应当确立“多维系统发展”新观念。它要求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变量地认识社会 ,从协同、开放、整合中实现合力优化 ,寻求发展契机。多维系统社会发展观是矛盾辩证法的提升 ,是“一般系统论”的应用推广。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 ,多维系统发展观是 2 1世纪发展哲学的主流。     

中国人类学研究50年回顾

人类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前半世纪是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开始起步发展和传播的时期,在"抗战"前后达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峰值;后半世纪中国人类学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跌落至谷底,本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重获新生,并于90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中国人类学在面向21世纪之时,在新的起点上正逐渐走向规范化、体系化及本土化,并以崭新的姿态准备充实现代国际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做出相应的贡献.回顾和反思这一历程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地位、社会价值及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国人类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新世纪中国美学深化与拓展的三个方向

在深入反思 2 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学术局限的基础上 ,新世纪中国美学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向谋求深化与自我拓展 :走出哲学美学的观念研究之路 ,以具体深入的实证专题研究完成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回归本民族传统审美文化资源 ,挖掘对人类审美意识史有普遍意义的因子 ,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知识谱系 ;走出艺术中心论 ,深入发掘自然审美、工艺审美和生活审美的当代人文价值 ,丰富大众审美生活 ,拓展审美形态研究新局面。     

中国古代史研究21世纪展望--"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中国古代史组讨论纪实

2002年5月云南大学召开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讨论会",这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总结,畅谈了对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展望。中国古代史组的专家学者们在研讨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和改革建议。这对今后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问题论析

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面向２１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其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在于法制建设。本文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状况，论述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影响与要求，讨论了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主要思路。作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国家法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秉公执法和完善法制监督则是当前和今后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关键所在。     

濒危物种保护压力下的乡村发展困境——陕西朱鹮国家级保护区的例子

陕西朱鹮国家级保护区的调查与分析表明,保护优先原则绝对化与片面化的贯彻,不仅抑制了社区和当地人的发展,而且也降低了以此为基础的保护绩效。当地社区所采用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存在着体制和立法等与中国广大农村现实不能完全适应的问题。这些困境都有待于关注“本土化”的人类学进行深入研究。     

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入世”的新形势使医疗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提高自身素质,重视以人为本的管理,运用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实际问题。     

透视"城中村"--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村落终结具有与农民终结不同的特殊机制。[1]村落终结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是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在村落研究方法方面,传统村落研究中使用"文本概括法"和"文学概括法"来处理个案调查的访谈资料,当代学者试图提炼出某种村落研究的理想类型或象限图式,但这些方法都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和更广泛对话能力的理想类型。     

论中国民俗学新世纪的学科发展

20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历坎坷 ,为新世纪学科的继续发展既奠定了基础和走向 ,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 1世纪的民俗学发展将重点着力于七个方面 :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品格 ;进行学科基础理论的开放性探讨与拓展 ;区域民俗研究进一步深化 ,民俗学流派日渐形成 ;分支学科与应用民俗学快速发展 ;微观的社区民俗志成为今后民俗志的主流 ,基层民俗学工作者将大有可为 ;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相互渗透仍将持续 ;民俗学学位点建设将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