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标准研究——以水资源为例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探讨了民族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均衡机制,实证了考虑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方法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在不低于这个下限范围内才有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民族地区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提出核算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方法支持。     

民族生态政策的概念和构建

民族生态政策是民族地区保护和利用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民族生态政策是对现行民族政策的加强和完善,其内容包括建立民族生态与文化影响评价体系、民族传统知识保护法规、民族生态服务补偿机制和民族碳交易机制。民族生态政策对维护中国的生态安全,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珠江流域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从探讨贵州、云南、广西民族区域珠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必要性入手,对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最终从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受偿主体、补偿形式、补偿标准以及法律保障多个层次着手,完善了适合贵州、云南民族地区珠江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的构建。     

多元筹集资金补偿生态需求

正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遇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当前,北京市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主要是依靠政府补偿资金来源单一、市场参与不够,影响了政策效能的发挥。     

生态补偿机制助推发展方式转变

2008年，在生态补偿问题上，最受关注的事件当数3月份的海南五指山会议。3月26日，海南省生态补偿机制制度建设暨生态补偿政策国际研讨会在五指山市举行，会议讨论并修改了《海南省中部地区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建议书》和《海南省生态补偿机制框架设计》，确立了海南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明确了生态补偿的范围与主客体，确定了生态补偿标准和途径，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落实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操作性。与会专家认为，海南作为一个生态省，在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制度和生态补偿政策上领先全国。     

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初探——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必然选择;是转化民族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生态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抢救保护与科学开发相结合,坚持生态文化公益性事业和生态文化经营性产业相结合,坚持多元化投入机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民族生态文化企业,着力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文化产业体系,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加强民族生态文化市场的建设与管理,坚持区域生态立法与国民生态教育相结合,坚持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与人口控制相结合.     

生态现代化理论对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瓶颈问题的启示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现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思想，主要包括环境问题策略论，科学技术作用论和市场、政府与公众协作论等基本内容。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实现我国西部地区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西部现代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还应包括生态环境的优化和保护，降低生态环境脆弱性。当前，要实现西部地区现代化，首先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脆弱性对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制约和影响，在发展策略上一要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意识；二要大力发展生态科技，保护生态环境；三要完善制度设计，建立生态利益补偿机制；四要促进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实现政府、市场和公众在生态现代化进程中的协作。     

关于继续完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正>2007年7月,财政部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列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中央财政设立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资金,正式启动实施试点工作。2012年至2014年,每年中央补助3亿元、浙江省补助1亿元、安徽省补助1亿元。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以来,充分发挥了补偿资金效益,生态保护效果显著。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精神,以及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要求,安徽省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和困难,需要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代表微语10则

正完善我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目前,我省已基本建立主要流域、生态公益林、水土保持、矿山治理等生态补偿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但仍存在补偿资金成效有待评估、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建议:一是开展生态保护补偿成效评估,建立全省生态系统价值核算方法和生态系统调查制度。二是全面推行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细化生态补偿标准,完善考核管理体系。三是实施重点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探索相邻地市的大气和海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四是推进多层次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建设,完善跨流域、跨区域排污权交易和分配制度。五是设立省级生态银行,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生态产品储备库。(省人大代表张兰)     

生态补偿的中国进行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势所趋,中国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近年来,对这一机制的完善在不断发力。从"APEC蓝"到"两会蓝",环境治理再次成为2015热议话题,而旨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的生态补偿政策,则备受各方关注。补偿机制有序推进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中的一个亮点是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和物质基础。本文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民族地区产生的危害，探讨了保护生态环境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最后总结了六点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使鹿鄂温克族的生态智慧——基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调研

当前,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一些身处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却用他们的“生态智慧,,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解决人类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使鹿鄂温克族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小民族族群。他们是目前唯一的“使鹿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这些猎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适应环境、并利用和改善环境,体现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本文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述评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包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宪法爱国主义等。纵观少数人权利保护理论,尊重和认可少数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关照少数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是共同特点。宪法爱国主义强调,在国家的族际关系整合过程中,要强化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推动国家朝着立宪主义方向发展。对我国而言,尊崇宪法地位,以宪法精神凝聚各族群众,以宪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     

中国草原保护与建设——内蒙古调查报告

中国是草原大国，草原不仅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屏障，也是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草原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和边疆地区，保护与建设好草原对国家发展与生态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不合理利用，中国草原生态状况恶化的局面还没有得到遏制，草原生产力下降，草原地区农牧民增收困难。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草原保护建设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作者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建设情况的调研，提出了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建议。     

生态补偿释义

生态补偿是环境保护法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但其定义至今尚未统一。文章围绕生态补偿的目的、补偿主体与标的、补偿依据与形式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以往生态补偿费的定义;然后分析了已有生态补偿的定义;最后,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给出了对生态补偿涵义的理解。     

浅谈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保护生态环境的特点及经验

本文通过对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关于保护自然环境的措施和法令、少数民族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以及风俗习惯等有关环境保护内容的概述,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保护生态环境的特点和经验,并就当前加强民族地区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建议.     

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     

生态农业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该文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不可持续难题的根本出路。建议通过完善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措施、健全生态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加大生态农业科技扶持力度、深化生态农业发展工作机制、加大生态农业宣传力度等措施,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     

从民族关系视角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现阶段,我国业已拉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表现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这种滞后不仅仅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经济问题,而且是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直接影响着我国总体民族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西部的民族性和落后特征入手,分析这种滞后对我国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提出在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保持和谐的民族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环境下民族地区市场监管的非国家法因素影响——基于黔东南州调查的法社会学分析

文章通过对黔东南州市场监管中非国家法诸因素进行调研,使用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分析,展示要素、结构和性能各层面的冲突和相互影响,为民族地区国家法的执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现实素材,并尝试性提出了解决民族地区国家法的执行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法框架内,充分考虑新时代民族地区诸因素作用,方能有效解决民族地区法律秩序以及社会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