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性命题——对十年来“转换”讨论的冷思考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提出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命题。一方面,它把“现当代文论的失语”偷换成了“古代文论在现当代的失语”;另一方面,则把“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偷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才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和混乱,并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误导性后果,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误导我们错把中国古代文论看成新的当代文论的本根;二是使学者们几乎都把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古代文论及其现代转换上,反而忽视了“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真正目的。     

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融通与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并不是要西化,绝不能离开民族特色这个根,而是要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通中实现转换,比如言志抒情理论的延伸与转换、意境理论的发展与运用、文艺社会功能的拓展及其特殊性、神思妙悟式艺术思维的肯定等.     

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视野下的风骨论

“风骨”论是“龙学”研究的一个迷团,学界对其的阐释说法不一,难有定论,折射出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的历史问题,在西方文论、前苏文论及比较文学视野中“风骨”得到不同模式的阐释,表现了中国文论话语在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彰显之间的两难选择。     

印度佛教圆观念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

佛教的“圆”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与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外来的印度佛教“圆”观与中国固有的“圆”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圆”观念。然后是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圆”观念,又通过激活和强化中国人的“圆”观念的方式,以三种途径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中去。在经过文论家们的一番诗学化的改造和转化之后,佛教的“圆”范畴就转变为了审美的文论“圆”范畴了,“圆”也就因此而由一个普通的词,升华为一个文论的审美范畴了。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回顾与审视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被明确提出,至今已有二十年。经历最初的热闹之后,今天这一命题渐入沉寂。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文化传统为其问世的思想渊源;"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出则是其一度盛行的现实语境。然而,"转换"说提出时就缺乏严谨界定和全面思考,大部分论者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意义研究视为"转换"的主要内涵,将两者等而视之。这种泛化理解基本忽视了其医治所谓"文论失语症"的现实目的,也忽视了其立足"转换"以建构当代文论的初衷。自然,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无法避免且十分必要,但幻想通过"转换"来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实在扞格难通。这本身违反了文学发展机制和文论生成体制,堪称一个"虚假命题"。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只能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产生。     

古代文论诠释主体的境界层次论

在对古代文论的诠释中,诠释主体应该具有不同层次的境界:知识境界、道德境界、心灵境界。它们分别构成意义还原的基石、合理诠释的规范、审美交往的保障;且三种境界融合协作对古代文论进行和谐贯通、生生不息的诠释。诠释主体的诠释境界对古代文论的诠释及当代文论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     

回归原典: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理意识

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绩,但仍有一些缺憾,在诸多的研究中,"为了研究而研究"的作为对古文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产生了误读.因此,"回归原典",以求真的眼光审视古文论,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学理意识.[1]     

古代文论话语阐释方法述略

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进行现代阐释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使这种阐释具有科学性又卓有成效 ,就不能不首先研究方法问题。本文针对具体的话语阐释问题 ,提出了一套现代阐释的方法 ,即概念原始法、义理梳理法、深化阐释法、异同比较法。     

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并与两千余年的经学发展相始终.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纵向寻求.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既关注"说什么",也重视"怎么说".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而横向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论“狂”作为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体现

"狂"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就作家而言,"狂"是文人,尤其是天才文人身上较为常见的一种气质,具体表现为:病态之狂、进取之狂、放浪之狂.由于传统观念中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经常混同,因此文人之"狂"在文论中常有褒贬不同的表述,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本文通过对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归纳分析,试从横向角度来探讨"狂"作为审美范畴在传统作家论中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心理动机分析

文论言说主体对文学现象所关注的焦点、角度以及方法,总是与批评主体的现实存在问题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言说主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意识和自我身份期待。古代士人进行文论言说的心理动机主要表现为载道型、实用型、审美型等层次。     

努力拓展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视野——评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

2007年金秋，李建中教授主持的同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一《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终于问世，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创新价值和理论探索意义的选题，前前后后做了十年．真正是十年磨一剑，辛苦不寻常著作问世后我一睹为快，文字的芬芳沁人心脾．思想的魅力益人心智。     

获取真义与焕发新义——略谈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面临着新的问题,而方法论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求得突破的一个关键.研究古文论的目的,一方面是尽量还原真义,为此,必须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将理论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把握;另一方面是要在还原真义的基础上焕发新义,研究古文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为此,必须对理论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     

《文心雕龙》中西方文论术语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

在各民族文论逐步走向交往与对话的今天,文论的相互译介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而术语的翻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颇具特色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的部分术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石,中外学者对其广泛关注并积极进行研究和译介。但从笔者研究的几个译本来看,由于文化语境不同,其中的术语翻译仍难以避免地存在歧义与误解,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必要。本文从中西方文论比较的角度就《文心雕龙》术语英译问题做出梳理和分析,以期推动中国古代文论术语与西方进行实质性对话。     

全球化与中国文论的出路

面对“全球化”,中国文论要走出“失语”的窘境,首先,就要求文论研究者认清形势,摆正心态,树立自信;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文本,立足于原创性的文艺批评,以文艺批评作为文论的生长点;要善于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在保持文艺研究独特性的前提下,让文艺研究跳出纯文本、纯文艺、纯审美的研究,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艺问题,以拓宽文论发展的空间;重视译介,强力输出,也是我们的文论迈向全球的必经之路。     

本土文化自觉与传统文论价值再发现

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中国文论研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之一是,西方学术范式遮蔽了对传统文论经验的正确认知.中国传统文论为人生的总体价值观重视"道"对"器"的指导,观念论、技术论与价值论浑然不分,在西方工具范式受到普遍质疑的当代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生命哲学融儒、道、释思想于一体，强调“养正性，顺自然；静心养，静则生”、“寡欲而柔弱不争”、“先修德后养生，精进无间”。“养生”首在“修德”，这在闵一得的生命哲学中体现得更甚，在《古书隐楼藏书》中，阂一得提出“性命双修”之“真精神”，阐发了“真一、真元”等养生哲学的理论基石，强调通过“先治以身，次治以心，内炼外养，培养真气”，以达修身治世之目的。强调“命”由后天之“气”所成，“气”由先天之“熙”所注，修得“色身”，而达“性”、“命”之恒久，这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之真谛。观中国先哲之思想，察现代社会之气象，中国古代生命哲学在现代道德及养生精神之培育、心理及形体保健之实践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论

1、“文气说”:文学生命论中国古代文论很强调文学作品如同有机生命体,应当充满健旺的生命力。所谓“文以气为主”、“诗文者,生气也”,倡导的就是这种生命力。中国古代的“文气”说,导源于哲学的“元气”论。元气论认为,气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它是自动的,它起初是混一的,后来分化为阴阳,再后来分化为天地男女、四时五行(这一环节,各家描述稍异),再后来化生万物;人禀“精气”而生,     

叶燮原诗之诗学本体对比研究

霍松林和卜松山是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两人研究的主要倾向性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问题切入上的差异、研究思路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本土化的视野和国学的功力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到了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以文化自觉之视野和文论的身后理论根基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到了叶燮诗歌在“缘情”之“怎是”。他从更加广泛的古代文论历史长河中去寻觅和凸显《原诗》的思想体系以及体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品质”的批判话语，力求在叶燮诗论中挖掘“缘情”的因子．以寻求古代文论价值实现之可能性，以期实现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