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和解的法理基础与制度完善

建立和健全诉讼和解制度,可以满足当前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纠纷多元化解决的需要,它是推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落实当事人处分权的具体体现。现阶段,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设计的缺失,以及法院调解制度的复兴与扩张对其产生的巨大冲击。完善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措施包括明确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地位、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诉讼和解的瑕疵救济程序以及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论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的制度变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已从初始制度均衡走向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改造我国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解,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北京市房地产纠纷解决机制实证研究

伴随北京市出现的房地产开发热潮,由于房地产业尚不发达,规范房地产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北京市房地产纠纷诉讼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房地产纠纷通过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这四种途径解决。北京市要加强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适时进行调解或判决。     

北京市房地产纠纷解决机制实证研究

伴随北京市出现的房地产开发热潮,由于房地产业尚不发达,规范房地产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北京市房地产纠纷诉讼数量也在快速增长。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房地产纠纷通过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这四种途径解决。北京市要加强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适时进行调解或判决。     

台湾地区诉讼上和解制度及其启示

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专家学者的观点的介绍,对台湾地区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概念、特征、性质、效力以及诉讼上和解瑕疵的救济四个方面予以总结.对台湾地区诉讼上和解制度进行评介,以期对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所启示,对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研究以及建立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当事人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2012年新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通过自愿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标志着刑罚权由国家独占向非国家化的过渡,使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下被害人与加害人紧张的敌对状态得到缓解,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以及社会关系的恢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公诉案件和解的适用范围、程序和方式、和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但很多具体制度和细节还有待完善。对当事人和解制度的概念、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法律效力以及检察机关在当事人和解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     

诉讼抑或和解：民事纠纷主体选择偏好的经济分析——基于两种经济模型的对比

诉讼与和解是两种最主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诉讼爆炸以及诉讼成本高企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通过和解机制得以消解。目前,法经济学界对纠纷主体＂诉讼抑或和解＂的选择动机主有标准经济模型与价格理论模型两种阐释框架。根据这两种分析模型,＂诉讼抑或和解＂的选择不仅与纠纷市场中交易主体对案件判决的评估及交易成本相关,还与纠纷主体进行风险规避时的风险偏好和选择视野密切联系。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有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简称ADR模式）之分。环境纠纷的ADR模式在经济上具有快速简洁、廉价高效、符合当事人利益的特点，对于缓解司法资源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因程序随意而带来的非公正性、解决结果效力不明确、和解失败将付出更大成本等等。随着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成为一种世界趋势，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特点及不足，并根据其特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纠纷ADR模式的建议，使环境纠纷ADR模式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更加规范化，有利于完善环境纠纷解决体系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以多元化机制解决矛盾纠纷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调动其它部门和机制潜力,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当事人自行和解、行政调解、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把公安机关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与人民调解组织和司法调解机制有效对接,进一步完善“大调解”机制,并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对接。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它是应时代的发展产生的较为人性化、注重人道主义、适度宽松灵活、诉讼成本低廉的现代纠纷解决制度。它不同于"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等相近的制度,是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矛盾层出不穷时的一种制度。它在带给轻微刑事案件更加便捷处理方式的同时,也可能因为没有立法对此制度的规定,侵害着其他的法益。本文就针对此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及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弊端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为制度改革完善提供参考。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和解制度规定得非常简单,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困难。应该从理论上明确诉讼和解的性质,在立法上从和解的时间、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效力、和解的瑕疵范围和救济等方面对诉讼和解制度进行具体的构建,并通过完善我国的审前程序更好地促使诉讼和解达成。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逆向优势

在各种社会纠纷中,当事人选择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有助于实现社会良序发展和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化和有机融合。非诉讼作为诉讼的有益补充,可以公平高效地解决特定纠纷。     

巴西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及其启示

群体性消费者纠纷属于现代型民事纠纷类型,一些国家于传统诉讼制度外建立了特别纠纷解决机制以对之进行有效处理。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巴西,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有效保护了消费者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及集团权利,对我国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功能。这种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是必要而可行的,因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是减轻法院压力、提高诉讼效力的需要,也是解决现代型纠纷的现实需要,而且我国具备构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社会情势和人文观念。但是,我国目前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与制度上的弊端,必须正确认识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自身建设,尤其要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及仲裁制度进行重构,以期更加完善。     

试论我国公共利益代表机制的构建

诉讼制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当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新的纠纷类型时,必然要求创设新的诉讼形式予以救济。当前我国公益纠纷的不断出现为诉讼审判实践带来了新的课题,也令司法机关直面这类纠纷公益代表权资格的争议。本文始终带着解决国内问题的强烈意识,重点考察各种代表机制的利弊,进而主张我国应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要代表、个人和社会团体为补充代表的公益代表机制,以期为我国公益诉讼研究的推进和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诉讼全能观念根深蒂固,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法院自身考核机制导向偏离与其在非诉讼解决纠纷过程中指导监督作用的缺失,导致很多民事纠纷难以得到及时解决。要进一步完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其架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保障措施。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合理的建立,维护了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多元化民族纠纷机制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对诉讼纠纷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其主要发挥了非诉讼纠纷的解决机制在各民族地区的作用。借鉴曾经在民族地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与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配套的立法。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是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典型代表。研究美国社区调解制度对于改造和完善我国的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实现我国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沟通和相互补充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