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重构的意义

司法调解制度被誉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中的一枝奇葩”。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深入，它的许多缺陷日益凸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诉讼激增、司法资源压力过重，司法成本过高等问题与西方适用ADR制度时的背景相同，在这种纠纷多发、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国家既要通过诉讼来统一社会主体的行为，也要保障社会的稳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能与诉讼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而西方司法ADR正是建立这种解决纠纷机制的有效途径。因此，司法ADR对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八个特征北大核心

化解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要坚持调处结合、调判结合,能调则调,当处则处,该判则判,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充分发挥调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的独特作用。     

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不断增加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正面临严峻挑战。本文拟对诉前调解的理论内涵及司法实践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建立民事诉前调解制度的几点设想,以期对我国尽快建立独立的诉前调解程序略尽微薄之力。     

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功能。这种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建立是必要而可行的,因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是减轻法院压力、提高诉讼效力的需要,也是解决现代型纠纷的现实需要,而且我国具备构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社会情势和人文观念。但是,我国目前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与制度上的弊端,必须正确认识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与法治的关系,加强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自身建设,尤其要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及仲裁制度进行重构,以期更加完善。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调解制度存在的社会合理性

由于调解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经历了反复,但它能够重新复兴并且在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说明其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现实运行等方面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调解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深嵌在根植的社会母体中。     

调解制度存在的社会合理性

由于调解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经历了反复,但它能够重新复兴并且在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说明其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现实运行等方面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调解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深嵌在根植的社会母体中。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矛盾纠纷调解因其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恢复等独特优势,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既要加大调解的力度、积极发挥调解的功能,又要通过司法确认发挥司法对调解的引领、支持作用,还要构建与完善“诉讼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使“调解”“诉讼”有机联系,发挥各自的价值与功能。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院调解职能定位研究——以河北法院司法调解为例

被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经验＂的司法调解制度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司法调解具有纠纷解决职能、维护社会和谐职能、填补法律漏洞职能和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职能。     

鄞州区打造社会矛盾调解和法律服务一站式平台

鄞州区围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目标,于2011年7月成立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暨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中心承担法律援助、社区矫正以及交通纠纷、医患纠纷、劳动纠纷等社会矛盾联合调解综合职能,成为调解社会矛盾和提供法律服务一站式平台。中心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待受理法律咨询服务11616件,受理矛盾纠纷     

美国医疗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类型及特点

美国医疗纠纷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卓有成效,不仅包含调解、仲裁、和解等传统ADR,还创设出监察员制度、事实调查、建立共识、混合式ADR、聘雇退休法官程序、微型审理、简易陪审团审判、诉前审查庭等多种方式。美国ADR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与民事诉讼制度双轨并行、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将ADR机制导引入国内医疗纠纷领域,不失为缓和医患关系、促进医患沟通、妥善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可行的途径。     

图片新闻

今年5月起，一项称为“百名法官进社区，指导调解化纠纷”的活动在本市部分区、县开展。上海法院表示，这是上海实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新举措，有利于从基层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保障社区和谐安宁。     

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党委、政府的主导地位,调解主体的多元化,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综合利用各种社会制度资源进行社会矛盾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三效合一"。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主导、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的倾向。荷兰早期的政府调解没有使荷兰建立有效的调解制度,二战后荷兰废除了政府调解制度,政府从积极主动的调解者转变为在理论上提供准备和论证者。我们应该从荷兰的经验中得到相应启示。     

论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的制度变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已从初始制度均衡走向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改造我国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解,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大调解视野下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再思考

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相较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而言,行政调解目前处于短板地位,规范层面行政调解统一立法的缺失和认识层面相关主体行政调解意识的淡薄分别是其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调解内含的比较价值优势,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然后通过提高相关主体对行政调解性质和纠纷解决功效的认识、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保障机制三方面举措来建构完善的行政调解制度。     

关注

行政调解活力亟待激活 调解属于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种类型。今年1月起,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明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     

浅析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及路径

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其制度、机构和职业等方面的优势,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立足本职、抛弃旧的思维模式,提供多样性的公证服务,并通过在公证机构内部设立公证调解的工作部门、在法院立案大厅设立公证服务窗口、参与调解组织的矛盾纠纷调解等路径实现。     

和谐司法视野下法官经验思维判断

司法调解是我国司法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民事纠纷中的司法调解是法官经验思维判断与司法人性化的有机结合。在司法判决中,法官主要采用逻辑演绎的思维,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以及适用法律中的“判例法”则更多地体现了法官的经验思维。在民事司法中,法官将经验和逻辑统一于个案纠纷解决过程,是“和谐司法”对法官的要求,也是法官思维的最高境界。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调解制度探析——以江苏省江阴市蒲桥社区为例

伴随单位社会的逐步解体和社区体制的形成,社区成为社会问题的仓储域和社会问题下沉的"筐底"。社区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受案范围广泛、方式灵活高效、程序协商民主的功能特点,但也存在"无边界化"、队伍不健全、调解协议执行力不足、"大调解"机制运行不畅等问题。完善社区调解制度,需要合理界定社区调解边界、加强社区调解队伍建设、强化社区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和优化"大调解"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