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48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月收入、工作条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发展前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另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流动的次数、劳动强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     

初次职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分析——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研究有助于明晰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性质及其变迁,并可为完善市民化政策提供指导。将农民工流动动机分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采用自陈量表,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流动动机并进行代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上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均以经济动机为首,流动中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差距缩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更弱,非经济动机更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关系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主次关系演变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存关系。     

基于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代内比较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四类: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从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制度因素与心理因素等六方面分析了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因素中表现不同,非农化倾向的定居城市流动意愿与农业化倾向的回乡务农流动意愿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和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2010年调查数据,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较上一代农民工略有改善,但就其整体状况来看还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构建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居住生态支持系统,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自由地流动和发展,从而实现生态与和谐的居住,将是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发展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等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     

论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城市化——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范本

流动之初的农民工大多以收入作为其外出打工目的地确立之考量,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诸多优势,其选择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以能否实现城市化,能否融入城市为目的。而事实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许多打工地的"半城市化"导致他们开始返回家乡,在家乡或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寻求出路。伴随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成为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

胡雪梅、卜平、梁征在《青年探索》2014年第2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日渐成为城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传统的农民工犯罪而言，它显现出更为鲜明的特点，犯罪原因也更为复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该从源头预防、流动过程预防、再犯罪预防三方面综合展开，而国家和社会积极采取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则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根本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境遇中的价值诉求与现实对策

一个社会没有主导的价值观,个人随意选择接受某个规范或价值,随意放弃他不同意的东西,这对于社会的存在是颠覆性的,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转型问题时用心考量该问题尤为重要。应首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人员流动中的主导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觉追求。其次要帮助营造使新生代农民工消解负面价值诉求的环境,切实解决他们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具体包括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党团员发展工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健康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探究:轨迹、进路及未来选项

代际更替的加速,使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流动上,呈现分明的相向迁移态势。但由于在特殊的成长历程与外在诸多不利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暴露出严重的"不适应症候","成问题化"的犯罪随之愈演愈烈,这些无疑冲击了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正常供给状态以及正处于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历时性地检视与沉淀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学术成果,可为拓宽与延展该领域的研究夯实一定的基础。     

夫妻共进退：中西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策略与现实困境

基于中西部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研究发现，之所以形成“夫妻共进退”的家计模式，主要是由于农村青年男性面临的婚姻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出于保卫婚姻的考虑，选择夫妻捆绑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带着孩子一起流动，最终实现“全家共进退”。新生代农民工的家计模式虽然实现了核心家庭的生活完整，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次优配置、家庭资源配置生活化，减弱了家庭资源积累，最终导致家庭发展能力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家计模式转变的背后是青年农民婚姻性质的变化与核心家庭形成原因的改变。     

社会网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研究——一项基于Y市的安徽搓澡工的田野调查

本文依据笔者对Y市进行的田野调查收集的一手资料,从社会网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过程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钟摆式"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迁移已呈现新的特点;其次,安徽搓澡工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过程实现了初次职业流动。这种职业流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层面的水平流动,以亲戚、老乡为纽带的强关系在初次职业流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再次,从搓澡工到包工头的再次职业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垂直的地位迁移。与初次职业流动依靠强关系获得职业机会不同,再次职业流动需要在强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了弱关系,获取地位提升的机会。     

发展诉求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开发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诉求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而且还需要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因此,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开发的社会支持系统,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管理能力,拓展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市民群体的交流平台,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发展诉求的实现。     

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对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问题的思考

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政治关注和社会关注的态势下,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作为一个新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也应该郑重提出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准确定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把握其群体性特征,透视新生代农民工对党的认同感,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价值诉求,科学设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战略举措。     

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趋固化问题

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在我国,由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的强大惯力及一些制度性缺陷在经济发展中被一些优势群体所利用,这种代际传承已经出现并呈现出固化的危险信号。就农民工来说,新生代正在成为主力,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中。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我们看不到有一种向上流动的机制出现。相反,在长期的外出打工中,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增加、伤病或其他无法阻挡的因素,而只得返回农村;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对农村的感情以及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更愿意选择…     

主体嵌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

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8城市社会融合和心理健康调查数据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嵌入情况,代表经济性嵌入的职业层次、地位变动,代表社会性嵌入的组织、活动参与,代表文化性嵌入的方言掌握、使用,均有利于其城市认同的建构;而反映结构压力的社会保障、社会歧视和文化差异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此外,务工时间、务工城市与务工距离等流动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塑虽囿于制度结构,但也表现出很强的主体能动性。建议在倡导和建立开放、包容、尊重、共享的现代城市之际,新生代农民工也应加强自我赋能,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转型与发展趋势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通过考察农民工政策转型的历史,分析农民工政策原因、动力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全面转型是适合城市与农民工和谐共赢发展、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问题根本解决的必然政策路径。对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寻找未来新生代农民工政策的科学化、人性化和可操作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