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基础先后经历了荣誉说、功利主义理论和隐私权理论。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以辩护律师为权利主体的律师特免权与律师负有保护委托人隐私权的义务存在矛盾。当前辩护律师特免权制度造成了事实上限制委托人变更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辅助人员不受特免权保护等困境。将辩护律师特免权变革为以委托人为权利主体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可以有效化解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产生的制度困境。     

我国律师保密权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律师保密制度是律师制度的一部分,是刑事诉讼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不仅事关律师自身的权利义务,也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律师保密制度的现状和不足,比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完善律师保密权规定及配套措施,是解决律师保密制度缺陷的必由之路。     

浅析美国律师职业秘密问题

美国对于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规定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在美国,律师职业秘密问题至少包括:律师——委托人特权,律师工作成果豁免原则,职业道德上的保密规则。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基本内核,实际上是利益权衡原则。律师的保密特权和律师的保密义务共同构成了律师职业秘密问题的基本内涵,是律师职业秘密问题中最重要的规则,成为律师职业秘密规则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律师职业秘密范围内,"律师"的含义是指一个群体。并且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职责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     

试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构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但书条款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赋予了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亲属拒绝出庭权与作证特免权相差甚远,但易被错误地解读为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初步确立。亲属作证只享有拒绝出庭的权利,却缺少作证特免权的权利,无疑剥夺了被告人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的有效质证权,同时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我国构建亲属作证特免权应明确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程序内容。     

两岸律师辩护权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的正式确认,相比旧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相较于台湾地区的律师辩护权,两岸的律师辩护权虽在权利范围上大致相同,但其相似性实多限于表面,在权利的制度规定、行使机制、法制环境上却不尽相同:如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会见权的行使程序和权利救济机制、调查取证权限以及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权等方面。深入分析两岸法律背后的理念和制度背景,可以发现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岸的法律制度、司法体制、内外部环境及刑事诉讼模式不同。通过对两岸律师辩护权的发展趋势进行比较,有助于借鉴台湾地区律师辩护权的积极因素,探索大陆地区律师辩护权发展的正确方向。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的构建——以知悉权利和行使权利为中心

建立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公正理论、诉讼主体理论、有效辩护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侦查程序中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明确规定告知的主体、告知的对象、告知的内容、告知的程序及不告知的法律后果;并规定值班律师、全程录音录像、告知权救济作为权利告知制度的保障性措施。     

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宪政意义论析

宪政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权力制约。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就在于通过行使其辩护权利来制约国家刑罚权，以防止或弱化因不当行使刑罚权可能造成的对市民社会单个成员合法权利的侵害。这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并立下应然关系的体现，符合宪政原则和目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利也因此获得它的宪政意义。     

律师在刑诉中的调查取证权与阅卷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了种种限制,这不利于律师很好地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律师的阅卷权是辩护律师为全面了解案情,并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权利。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亦是实现庭审公正与效率的关键。     

中美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研究

侦查讯问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端,也是实现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至关重要的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了扩充,进一步保障其权利。但与美国相比,我国还有些差距。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的相关规定,借鉴美国的经验,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以知情权、沉默权和律师在场权,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律师会见的珠海“绿色通道”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 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正式实施。 律师界普遍对这部法律寄予厚望,希望这部法律能一举改变当前律师恶劣的执业生态。然而。希冀于一部律师法来解决律师执业中的所有问题的想法很快被律师界嘲笑为“很傻很天真”。直到新《律师法》实施两年半后,从“司法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实施问题研讨会”上显示的信息依然不容乐观。律师会见权、阅卷权等执业权利普遍难以落实,新《律师法》因为和刑诉法“打架”,被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