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是指被告人的亲属证人依据法律规定,有权拒绝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国家均对证人的该项权利做出了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的相关规定。应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制"精髓,借鉴国外立法实践,构建我国的亲属特免权制度。     

亲属特免权和“亲亲相隐”制度的启示

出于保护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考虑,西方各国设立了亲属特免权制度,赋予基于特定亲属关系的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与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鉴于目前我国亲属作证制度的种种弊端,有必要在我国建立起现代的亲属特免权制度.     

“亲亲相隐”传统的现代形态

"亲亲相隐"是我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法律传统和伦理原则,然而在近代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却逐渐被摒弃,而西方国家却建立了与其极为相似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我国刑事诉讼中应考虑赋予亲属一定的作证特免权,并对其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以体现伦理亲情为精神纽带的法律价值观.     

简论刑事证人拒绝作证权

刑事证人拒绝作证权,有的学者又称为证人免证权、作证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人在法定情况下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或者拒绝回答某些问题的权利。其具有权利性、救济性和平等性的特点。设立刑事证人拒绝作证权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是理性的价值衡量的结果,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应设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配偶、近亲属拒绝作证权、职业拒绝作证权及因公务而享有的拒绝作证权。     

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绝证言权

拒绝证言权是指证人在司法机关要求其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定的事由而得以拒绝的权利。各国刑事诉讼中多有此项证人权利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拒绝证言权的对象和范围相对英美法系国家宽泛。立法者承认证人有拒绝证言的权利 ,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间价值权衡的结果 ,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沉默权延伸的必然结果。因此 ,拒绝证言权不仅仅是证据法上的一项抗辩权 ,更应属于基本的人权范畴。拒绝作证权在我国有实行的必要 ,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包括拒绝自陷其罪权、亲属之间拒绝证言权和职业、公务上的拒绝证言权。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论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我国自古代就有"亲亲相隐",主张亲属之间犯罪可以相互隐瞒而不受惩罚.基于我国历史上固有的容隐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对保护人权的特别重视,建构我国拒证权制度,赋予证人以拒绝作证的权利,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促进法治事业的健康发展.     

论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我国自古代就有"亲亲相隐",主张亲属之间犯罪可以相互隐瞒而不受惩罚。基于我国历史上固有的容隐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对保护人权的特别重视,建构我国拒证权制度,赋予证人以拒绝作证的权利,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促进法治事业的健康发展。     

完善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基础先后经历了荣誉说、功利主义理论和隐私权理论。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以辩护律师为权利主体的律师特免权与律师负有保护委托人隐私权的义务存在矛盾。当前辩护律师特免权制度造成了事实上限制委托人变更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辅助人员不受特免权保护等困境。将辩护律师特免权变革为以委托人为权利主体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可以有效化解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产生的制度困境。     

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构建

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特免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也是人权保障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借鉴国外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尝试从立法上对我国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进行初步建构。     

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一项重要权利,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尚属空白。拒绝作证权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和系统论观点。在立法上确立拒绝作证权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中亲属免证之制度设计

亲属免证是指基于证人与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关系而免除其证人作证义务，它是证人免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属免证制度是中西方共同的法律传统，它的设立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立法设计应明确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免证范围和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证人作证制度研究──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对策和立法建议

当前司法实践中,常遇到证人出庭少、作证难甚至拒绝作证的问题。本文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结合司法实践,研究证人作证制度,分析证人拒绝作证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和立法建议。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的价值思考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它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询问证人困难、证人拒绝出庭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侦查机关、司法机关特别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追求证人的出庭率,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定、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加强公民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意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忽视了对证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证人的拒证权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     

对质制度的双重解读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从诉讼法的角度考察对质,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作为司法机构查明事实的手段与方法。从被告人的角度来说,可称之为"忍受对质的义务";另一种情况是被告人面对指控者或不利证人进行质问的权利,又称为对质权。经过历史的沉淀,被告人对质权作为基本人权已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与认可。欲构建中国对质制度,须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并就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有关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清理,同时完善相关的程序保障措施。     

亲属拒证权浅见

设立拒证权符合国际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人伦理念———人性,符合经济学帕累托效益原理。我国在未来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中增设亲属拒证权的同时,刑事实体法也要作相应的修改。并须注意以下几点:1、把亲属明确限定在近亲属的范围内。2、明确拒证权内容,将其限定在拒绝提供和保守秘密的范围内。3、实体法上限定可行使拒证权的罪行的范围。4、其他一般普通犯罪的窝藏罪、包庇罪、伪证罪、毁证、妨碍作证罪对于近亲属犯该罪主罪的,刑法应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区别规定,但对于为自己取得利益或物质报偿为目的而藏匿犯罪近亲属者除外,即必须是出于亲情关系而为之。     

从“亲属容隐”谈窝藏、包庇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容隐原则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律中都存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体现了情与法的交融.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亲属之间互相窝藏、包庇的行为是出于亲情的一种本能反应,要求亲属不窝藏、包庇犯罪的亲人,期待可能性极低.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理念上应当具有统一性,因此有必要相应修改刑法中关于亲属作为窝藏、包庇罪主体的规定.     

检察机关保障反贪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改进思路

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反贪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主要是证人不愿出庭和证人不敢出庭。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了证人强制作证的义务和特定关系证人的免证权利、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及司法机关对证人人身保护等,但还有待于完善。为改进证人出庭工作,应建立完善的证人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促进立法以增强对打击报复出庭证人行为的处罚力度。     

论我国证人作证模式的改革与完善——以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为借鉴

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与英、美国家宪法上的质证权存在一定冲突,但两者冲突逐渐协调和融合,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得以不断扩充和发展。我国正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应针对证人出庭难、证人保护不力等刑事诉讼实际问题,借鉴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构建并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对国外证人拒绝作证权的法律探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 ,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文章通过对外国证人特权规则适用的主体范围、特权规则内容的对比、总结 ,探讨在中国当前增设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