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伦理──兼论康德的和平思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题，也将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的主题。如何实现这一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就必须跳出当前“国际法”所维持的国际和平格局，走向“国际伦理”的新时代。就目前世界和平的现状及其基本准则而言，其思想基础基本上是西方近代社会产生的“国家权利”观念。这一国家权利观念直接是从康德的“主权国家”引申出来的，而康德的主权国家概念是来之于卢梭的“契约论”，是把“个人权利”概念运用到国际关系上的结果。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产生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国际法”。无庸置疑，现代的“国际法”为当今的国际和平…     

西方权利发展背后的伦理因子

权利发展与伦理变迁息息相关.西方权利发展的历程--从等级权利观到平等权利观、从神学权利观到世俗权利观、从自然权利观到实在权利观、从集体权利至上到个人权利本位,无一不烙有伦理变迁的印记.西方权利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伦理变迁的历史.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就有什么样的权利观.权利现象的不同历史类型,实际上也是伦理观的不同历史类型.     

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伦理困境及其反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最根本的生存性关系。在现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这一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从“敬畏自然”到“控制自然”的转变过程。但是这一观念导致了双重的伦理困境：即日益严重的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生态伦理困境和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社会伦理困境,这使得人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构建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的新关系。     

论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建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建构的基本内核,主张个人权利优先于共同体的善,似乎与强调整体利益的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鸿沟.然而,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来理解,国家,作为理性的建构之物,无论是古典契约论还是现代宪法学,其正当性基础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并没有独立于公民利益的国家利益.国家作为一种“带剑的契约”,无非是集结了个人的权利的反馈型权力载体.因此,爱国就体现为爱人,国家作为一种体现正义制度的公器,自然可以赢得其公民合乎理性的忠诚乃至献身.     

从中西传统人权观念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西方文化有“天赋人权”的观念,这一观念已成为西方人权学说的理论依据。这一观念与人类中心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权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对自然界拥有绝对权利,在自然界面前享有无可质疑的权利。据说,人是自然界最优越的,居于统治地位,自然界则是被利用、控制、奴役和掠夺的对象。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包括动、植物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在现代社会即工业化时代,这一价值观导致人对自然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已造成严重后果,人类生存已面临着空前的威胁,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文化是非人类中心论的,可说是一种深层次的生态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很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与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或人文主义的。但以人为中心并不等同于人类中心论。中国文化的中心议题是“究天人之际”,其基本观念是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的主体性正在于实现这一目的。无论道家的“回归自然”、“人与天一”,还是儒家的“天道性命”与“仁民爱物”,都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论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及其政治价值

洛克以经验主义认识论为逻辑起点,从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理论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体现了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以及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以及政治实践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使自由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与自由观念密切相关的各种观念则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他第一次将个人自由置于社会和公共机构之上,从而开启了政治自由主义的大门,本文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分权制衡三个方面来论述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对其政治价值作出了适当阐释。     

如何理解《公约》中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解读《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

一、背景 《残疾人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倡导和起草的过程中,参与者们最常说的两句话是:1.这部《公约》并未创造任何新权利.是的,从权利内容看,这部《公约》似乎没有创设任何新权利,但是,在探索抽象权利如何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这部《公约》确实为残障者“平等”进入主流社会,设计了很多特别的、只适用于残障社群的、新的权利实现方式.2.这是一部确定残障者主体地位,体现权利范式转化的法律,即从权利的客体转换为了权利的主体.     

西方个人本位法变迁述论

西方法律本位大体经历了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氏族到个人的三次变迁。其特点是愈益非集团化,也即个人本位化。它是通过个人权利/权力在法律上对各种团体形式的集团权力/权利的挤压、否定和部分替代来实现的,表现为个人本位与集团本位在法的支点上的不停转移。概括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即是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权利法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它无疑也是一场人的解放与人权展开的运动。     

《世界人权宣言》纵横谈

人权理念来自人权实践,反过来影响历史实践。不同时期的人权观念都带有时代的烙印。西方传统的人权观是“自然权利说”或“天赋权利说”,认为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等运动,出现了“社会契约论”。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人权主张,维护了统治阶级,也为人民群众争取自身权益提供了某些条件,推动了欧美各国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     

试论以和谐理念引导公民现代诉讼观念的形成

现代诉讼观念的建立,须以传统诉讼观念的更新为前提,既要发挥其积极功能,又要突破其樊篱,实现对其的整体性超越;应当以“均衡”为原则,实现从极端的“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向“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转变,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权利为本位的正确诉讼观。在寻求诉讼救济上,既是积极的、主动的,又是理性的、灵活的,在相容互补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的协调一致与平衡发展。     

民法基本理念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反思

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民法基本理念的核心内容.随着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日渐衰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民法基本理念呈现出由"私权本位"向"社会本位"或"社会优位"观念的转变.反观当代中国,集体主义仍为社会意识的主流,私法的历史传统相当薄弱,以个人权利保护为核心理念的民事法律制度仍然缺失.我国民法基本理念的现代化应该朝着树立私权以及私法观念的方向前进.     

近代民族危机驱动下传统民族观的转型

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扩,西方民族国家以其强势的话语权冲击着传统中国的民族观,迫使其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方向转型.这一转型的过程虽然复杂而艰难,但同时也是促使中华民族观念诞生,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转型处于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     

重构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为了人的尊严》序

从权利到尊严 没有谁会否认,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改革三十年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过程。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当然不反对谈论权利;事实上,宪法成天在谈论各式各样的“权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权利保障还很不到位、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仍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权理念。但是作为一个“中庸”主义者,我自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便权利也不例外;“权利”谈太多了,也会出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视野下国家治理的伦理思考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限制个人权利的伦理依据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贯通社会治理的底线思维,而集合全社会力量进行特殊资源地统筹和分配则是对个人权利在特殊情况下的充分保障。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要从底限思维到积极作为,一步步实现人的实质自由和平等,为社会成员带来安全感、尊严感和获得感,而其背后彰显的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生命观念、全局观念、合作观念等。现代风险社会呼唤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下亟需共同行动的道德动力,提升公民道德素养与底线伦理。     

二元社会及其权力制约——西方有限政府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与思想源流

有限政府作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背景下的一种制度性建构,通常被视为宪政文明制度内涵下界定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政治表达,其文化基础和思想源流内生于上古欧洲和近代西方特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及其制度实践。而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以来以圣俗二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蕴生了他们审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权力关系的思维方式、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并外化为一种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一特有的文化积淀建构了西方宪政文明的历史基础,从二元社会及其二元政治文化的视角研究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承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类宪政文明的历史渊源,同样也可以对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提供一个更宽泛的视野。     

“本性权利”论是“人民主权”论的逻辑前提

“natural rights”是近代西方启蒙学者提出来的。汉文出版物通常把英文“natural rights”译为“天赋人权”。夏勇认为，“在自然法学里，‘天’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人固有的本性”，“从根本上讲，这种权利是‘天然的’，不是‘天所赋予的’，是‘自然的’，不是‘他然的”～。根据英文的原意，“‘natural rights’以译为‘本性权利’或‘自然权利’为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天赋权利’一词必须废弃”。“当然，不在‘天所赋予’的意义上而在‘自然’、‘天然’、‘固有’意义上使用‘天赋权利’一词亦无不可。”     

从二元逻辑到增补逻辑：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转换

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提示我们要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逻辑关系。人与自然的二元逻辑关系主要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等逻辑体系确立的。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不能彻底摆脱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逻辑关系。人与自然的增补逻辑关系可以通过整合中西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得以实现，通过“人道”与“天道”的相互增补，“自然契约”和“社会契约”的相互增补，成功完成从二元逻辑向增补逻辑的转换。这种转换消除了双方的压迫、强制和敌意，体现了一方是另一方存在的本质性条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     

对万物本原的探求与自然法观念的萌芽

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自然法这一西方法哲学史上重要的法哲学观念作了探讨。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自然法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时期。笔者认为,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在对宇宙万物本原及宇宙秩序和规律的探讨中孕育出最早的自然法观念。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发现标志着早期自然法观念的萌芽。     

有限政府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立宪政体的规约下，有限政府是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府形态。个人权利先于政府权力的自然权利学说、具有幽暗意识的人性本恶论、提倡“守夜人”政府角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构成权利本位、权力受限、职能适当的有限政府的理论基础。     

法律常识教学中学生义务观念的培养

《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规定，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课“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初步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法律常识教育的总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内容，落实到学生就要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学生的权利、义务观念。笔者就法律常识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义务观念谈几点体会，以求与各位商榷。 一、教育学生明确义务包括的范围，这是培养学生义务观念的前提和基础 法律常识的教育过程，从广义讲也是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