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得失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合理之处有利于处罚犯罪和提高诉讼效率 ,但这种做法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并有悖司法公正。这表现在 :它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违背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规定。司法实践中需要变更指控罪名以正确适用刑法时应该经过合法程序。     

论法院退补权与疑罪处理方式

若法院享有退回补充侦查权将会导致破坏"法官中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有违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有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观等弊害,因而不能恢复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权。应当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等三个层面处理疑罪的三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法院审查变更指控罪名的理性思考--兼论刑事诉讼改革的宏观理念

建立在权力制衡论,有错必纠论等理论基础上的我国法院对指控罪名审查变更机制,随着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纵深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修正.应坚持法院具有定罪判刑的最终决定权,但法院在变更指控罪名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处罚;法院变更指控罪名不能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     

涉恐犯罪刑罚政策的理性反思——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司法适用经验为视角

作为人类面对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理应作为犯罪加以惩罚。但涉恐犯罪的刑罚适用不能僭越罪刑适应的比例原则,单纯从反恐的刑事政策出发一味从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对涉恐犯罪的加重处罚条款,因为不考虑被告人的人身特质与犯罪的危害程度,导致其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仅面临量刑裁量权滥用的质疑,更无法有效实现对涉恐犯罪的打击与震慑。这种司法适用经验,对已经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我国,具有相当现实的参考价值。     

谈刑法中的罪名法定

罪名有学理罪名和司法罪名之分。罪名具有揭示犯罪本质性、特殊性、周延性、简练性、法定性等特征。一个罪名与其所指犯罪之间应是对应关系。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同一犯罪不同罪名之间的争执 ,亟需将同一犯罪的罪名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 ,使之统一。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     

刑事法治的逻辑展开

刑法机能应当定位于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刑事法治要担负起这两方面的重任。一方面通过惩罚犯罪保护社会，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努力修复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要保障人权，尤其是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要想实现这种目的理性，完善犯罪的裁判规则与处罚措施，建立追诉方、被告方与被害人三方充分参与司法的机制是必由之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实体法上充实刑事责任制度的内涵，丰富应对犯罪的制裁措施。加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与配合，增强控制犯罪的能力；程序法上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防御地位的同时，关注诉讼模式建设，更新诉讼观念。     

我国刑事诉讼应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近现代各国通用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但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却没有确立，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间接书面审理方式。直接言词原则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诉讼目的的实现具有重大价值，应在我国立法上尽快确立。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论刑事诉讼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公正与工具主义、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为解决这三项冲突,我国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并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要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在这几对矛盾中选择其一作为有限价值。文章认为,应当确立保障人权优于惩罚犯罪、程序公正优于工具主义、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权力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承认并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是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实现诉讼中的力量均衡的重要表现。不论是沉默权的历史,还是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现状,都表明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已是势在必行,其终极目的是完善我国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制度:借鉴、评析与完善

我国刑事审判中罪名变更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程序上的许多弊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罪名变更制度的价值,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对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对象,法院应当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不得加以变更;赋予法院限制性变更指控罪名的权利;设置对被告人的“告知防御”机制。     

中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法理学的视角

两审终审制虽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却是建立在有害司法公正的基础上,存在诸多体制性弊端。故为最大限度的实现正义与效率的兼顾,保障刑事诉讼之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目的,需要从法理学的视角剖析刑事审级制度,并通过三审终审的制度设计,实现当事人的复审救济权,避免申诉、审判监督等复查程序对刑事审级制度的侵蚀和瓦解。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盗伐林木罪实证研究

对550件盗伐林木案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盗伐林木案件多发生于经济落后、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被告人多为农民、文化程度低,多为个人犯罪,主要犯罪动机为谋财、认罪态度普遍较好,但上诉被告人对林业司法鉴定信服率低;案件审判质量高,平均惩罚力度较低,刑罚辅助措施适用较少;司法实践中将盗伐枯死木认定为盗伐林木罪。我国应当将"枯死木"、"盗伐"和"森林"等概念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降低非法运输、收购盗伐林木罪的起点,在司法实践中推广非刑罚措施的适用和合理的适用罚金刑。针对盗伐林木案件高发地区重点防治能够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刑法》第287条之二,首次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作为刑法分则独立罪名,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适用范围。鉴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定性认识尚存较大争议,导致该罪名的理解适用陷入困境。当前迫切需要对网络空间内共同犯罪参与理论进行梳理,明确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应当按照"共犯行为正犯化"进行理解和归责,再结合我国网络犯罪的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明知"可以适用司法推定,"犯罪"可以扩大解释为违法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为帮助行为人设置独立的定罪量刑标准,并通过与网络犯罪其他罪名进行比较辨析,为该罪名的理解适用寻找解决路径。     

侦查权性质刍议

对于刑事诉讼中侦查职能的定位与侦查权的性质,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文章首先从侦查权的概念入手,通过对侦查权基本特征的比较分析,明确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作一宏观上的建构,以规范我国侦查权的行使,从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     

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超职权主义"因素

庭审中法官职权包括审理权、裁判权和诉讼指挥权三项,尽管在两大法系国家有不同表现,但是注重保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却是其共同特征。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法官职权运作方式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但是仍然具有明显的“超职权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法官具有庭外调查权、可以直接变更罪名和判决理由模糊三个问题上,应当按照法官职权运用的基本法理加以改革。     

行贿非罪化探究——基于实务中破解行贿与受贿同盟关系的思考

在贿赂犯罪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双方都构成犯罪，都有各自的利益，加之贿赂事实隐秘易隐瞒，双方易结成同盟，增加了司法处理的难度。对行贿采用非罪化的处理，可以有效瓦解其稳定的同盟关系，重点打击受贿行为。我国应改善有关立法，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信守义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