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城市化中“村二代”的社会适应现状调查

被动城市化中的村二代适应状况,折射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改编过的"青少年城市社会适应调查问卷",对广州市黄陂村500名城中村二代测量,并以500名广州市城区青少年作为参照对象分析,结果发现城中村二代的社会适应能力明显低于城区青少年,其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存在失调和分化现象。时间维度上精神文明的滞后和空间维度上的社群隔离,是影响城中村二代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故需要通过空间融合、教育改造、文化重构等途径来提高城中村二代的社会适应能力。     

空间、认同与社会秩序——转型期城中村问题研究

空间、认同与社会秩序之间在理论和现实上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空间失序和认同式微是转型中国社会秩序困境的重要渊薮。城中村作为转型中国社会的缩影,集结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以空间为视角重新省思城中村问题可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城中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空间关系重组下的特殊产物,其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均处于失序状态,导致城中村居民社会认同不断解构,社会秩序面临危机。作为城乡特质交织、混杂地带,城中村内部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力量,社会规范体系发生断裂、治理主体混乱、居民社会认同较低等,影响和制约城中村秩序的重建。     

从隔离走向融合:城中村青年社群问题研究

城中村青年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在与城市市民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社群隔离现象,导致其陷入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动力贫困状态,严重阻碍了城中村青年农民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社会融合是消除社群隔离、促进和谐共融、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途径,是城中村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激发城中村青年群体强劲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根本保证。     

聚焦“城中村”改造

<正>"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扯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城中村”要改造好,也要治理好

"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需要把握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三条主线。     

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CGSS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等结构主义变量和家庭背景、相对剥夺感等建构主义变量对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特点为"中层及以下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住境况越好、家庭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而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分配机制,以及提升农村青年获得财富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村青年阶层的阶层认同。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城中村社区建设路径探析

城中村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必然经历，城中村社区从地域空间上看，已属于城市发展规划的范围；从户籍身份上看，城中村的村民已改为城镇居民；从管理体制上看，大多城中村的管理主体已由村民委员会转为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开展工作；从土地所有权来看，城中村土地为城中村居民集体所有；从经济关系上看，     

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强化基层政府主导功能 完善城中村治理机制

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许多近郊农村在短短十几年间改变了传统格局和治理模式。但是,由于城市化发展不彻底,一些农村原有的地缘、管理结构尚未瓦解,成为既不同于传统农村,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的"过渡型"地区—城中村。我省太原市目前共有170个城中村(不含整村拆除的3个),占地面积191平方公里,人口95万人。城中村在地理位置、经济特点、社会结构、管理体制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涉及的     

城中村:农村城市化必须破解的难题

在农村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城中村,城中村的存在引发了城市社会治安混乱、环境质量低下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从土地制度创新入手可以破解城中村难题,避免城中村现象的发生。     

回迁安置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与思路

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加速进行,改造回迁所形成的安置社区在城市遍地开花,其不仅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由于城市化过程中的被动性和转制的不完全性,安置社区仍保留农村社区的性质,致使城市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难以在此全面实现。因此,创新回迁安置社区管理模式,推动居民市民化和社区转型的平稳实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针对安置社区农村向城市转换中的复杂形态,在社会管理上应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成长渐进性与农村融入都市动态性的统一。管理体制既不能实行传统的乡村管理模式,也不能实行完全的城市管理模式,而必须结合安置社区的实际情况,实行有利于乡村向城市平稳过渡的动态管理模式。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青少年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与对策研究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农村经济发展不充分,文化建设滞后。受到城市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青少年自身特点的影响,农村青少年乡村文化认同日渐弱化,认同危机在农村社会呈现。通过加速农村经济发展,拓展乡村文化空间,加强乡村文化认同教育,倡导乡村文化自洽,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提升农村青少年乡村文化认同,从而实现我国农村地区乡村文化的重建。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基本特征和政策展望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指一种文化融入、文化同化的概念,强调的是新市民群体对于城市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文章以沿海发达城市H市的调研为例,围绕新市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关注度、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文化习俗的冲突性、价值观差异程度、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等问题,对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文化认同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特征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为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文章还提出了五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即:在建设载体上,要以文化社区建设思路加强新型社区建设;在制度保障上,要通过制度变迁消除乡村文化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在文化建设上,要加大城市公共文化对转型社区的覆盖面;在文化交流上,要推动新、老市民不同社区的文化融合;在文化治理上,要建立文化调停和文化认同危机和冲突的应对机制。     

解读青年务工农民居住问题——基于集宿区与城中村两者融合的混合社区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为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主力军,青年务工农民的居住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提出了作为有效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过渡性居住的两种主要模式:"集宿区"和"城中村",结合苏州市青年务工农民居住状况的调查研究,对"集宿区"建设与"城中村"改造两者间关系的解读,探索出一种两者融合的混合社区模式,并从开发模式和管理策略上证明了这种混合社区模式操作的可行性.     

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城市是由多种功能构成的有机体,为居民提供居住、交通、生产、商业、休闲等社会环境。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于城市住房资源配置失衡而引发的社会阶层差异扩大和居住空间隔离分化现象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社会和谐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本文通过将城中村改造与建设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结合研究,认为在城中村改造中引入不同阶层混合居住的社区模式,以向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适用住房为改造目标,是城中村城市化发展的可持续方式,也是城中村社会有机更新的必然途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社区形态转变——从"村社性"到"城市性"的轨迹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区的村社性越来越弱,城市性越来越强,乡村社区逐渐向城市社区转变。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三种乡村社区类型的城市性特征,集镇社区、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农村等都仍具有较强的传统社区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强的村社性。但由于受到城市化影响程度的不同。三类社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城乡青年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的数据,描述分析城乡青年阶层认同的现状与特点,然后借助3个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对整体青年、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际拟合,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