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民主:由村向乡镇分步递升

"农村基层民主"不只是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自治,而应当包含"两个层面、三大板块",即村与乡镇两层,乡村两级党组织的党内民主、乡镇人大与政府的国家(政权)民主以及村民自治为主的社会民主三块.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乡村关系与乡村民主--"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及实行村民自治以来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乡镇作为基层政权组织 ,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输出终端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 ,是乡村社会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基本组织 ,乡村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影响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村民自治的建设与完善也关系到乡村民主的发展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前景。自“乡村分治”以来 ,人们关于乡 (镇 )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究竟是“指导关系”还是“领导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困难。如何…     

进一步贯彻村委会组织法推动村民自治

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国家形态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另一种就是非国家形态的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民主自治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坚持实行村民自治,对于提高农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维护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当前农村在贯彻村委会组织法,发展村民自治工作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作一探讨。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让乡镇人大更“大”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乡镇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乡镇人大依法作为，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保障人民权力和公民利益，实施和维护宪法，坚守宪政秩序，有着独特而无法替代的价值。如今，人们在谈及村民自治时，无不为基层民主政治展现的活力而欣喜，但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另一翼的乡镇人大，其宪政价值亟待梳理，宪政功能尚待放大。     

合理设计程序，促成基层“两委”选举“一肩挑”切实落地

正基层"两委"是村"两委"和社区"两委"的统称(下同)。村"两委"是村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下简称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员会(下简称村委会)的合称;社区"两委"是城镇社区中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下简称社区支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简称居委会)的合称。由村民或居民直接投票选举居住地村委会或居委会组成人员,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农村自治组织应突出“自”字——关于《村委会组织法》修改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广泛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的意见,笔者最近同一些乡镇党政领导和村民委员会主任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和探讨,感到村民委员会要依法实行自治,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惑,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其一、村党支部仍实行"一元化"领导,村民委员会不能很好地行使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不少村主任反映:现在村里仍是党支部书记"当家",不论什么事,乡镇党委都要村支书"负总责",因此村支书几乎包揽了村委会的全部工作,个别村的财务批核权也都由村支书统揽起来。由于仍实行支部"一元化"领导,村民们有什么事也不找村委会,首先找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如兼任党支部副     

立足乡村现实 采取低成本高效模式 激活乡村治理的村民自治体制

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立足乡村现实,采取村民自治这一低成本高效模式。推行村民自治,首先要保持乡政村治体制,区分乡与村,并将国家行政权力建立在乡镇一级,保持村组自治属性。应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解为借助国家力量激活基层治理。在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注意农村基层社会正在重组,村庄熟人社会解体的现实,而且各地区应当根据不同的村情民情,探索不同的村民自治实践机制。     

基层民主建设要克服社区组织权力的内生化和行为的内倾性

贺雪峰在《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撰文指出，村民参与作为一项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社会活动，不单是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的实践与逻辑后果，事实上，当前以扩大村民参与为基本表现的村民自治体制的确立，是与改革后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民主化取向密切相关的。然而，扩大村民参与必然产生村社区组织权力的内生化和行为的内倾性特征，使村社区组织在面对村民不欢迎的国家任务时，缺乏协助乡镇行政的积极性，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抵制国家向农村社会渗透的力量，出现带有“独一大王国”倾向的“失控村”或“过渡自治化村”、。要克服这种不利倾向须注…     

乡(镇)村关系视阈中“村务公开”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村务公开”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基层社会乡村(镇)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基层权力体制、基层民主和乡(镇)村财政体制以及传统的“乡土文化”对“村务公开”的影响。破解“村务公开”的困境在于扩大基层民主自治范围和层次,建立乡(镇)民委员会的自治组织,进行“乡镇社区”治理。     

浅谈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两个相关问题

一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是在农村地区实行的一种社区制度。从1980年开始,我国就开始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规范化。经过10多年的实践,我国于199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一部法律的施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农村贯彻村民委员     

以党务村务公开质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重庆市郭家沱街道党务村务公开质询制度为例

正一、引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成为了法律所赋予群众实现民主自治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依法间接或直接的行使自治权力,维护自身所享有的民主权益,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方面的内容。但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其本质的含义理解和实践却有失偏颇。在城市,"政府一直将社区看作是国家权力机构实现管理     

社区自治与基层行政“无缝对接”的逻辑理路——基于国家和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下的微观考量

中国社区的发展过程既包含自上而下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也包含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的不断成长发育过程。无论是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其本质都是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的进退消长。更进一步说,社区治理与基层行政的逻辑困境无非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国家与社会二元分野情境下催生出的围绕国家权力控制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种种博弈与制衡。     

改革开放30年村民自治中“村支两委”关系解析——以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为视角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推广实践,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治下的"村支两委"关系不协调问题,这也是全国实施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理清和协调处理"村支两委"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农村开展基层民主建设、实施村民自治必须面对和及时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北方某省LZ村为个案,通过对自治选举、决策权力运行、选举村委会主任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影响、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LZ村中"村支两委"关系,从权力运行和治理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知识得出一种新型的"村支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关于漯河市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农村广大村民依法实行自治。历经16年的村民自治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了重大变革。村民自治目前的情况到底怎样?存在哪些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关注。最近，漯河市人大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以集中座谈、个别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漯河市4个区县、4个乡镇、20个行政村、200多名村民代表、60多名县、乡、村干部进行了调查。     

村民自治社会整合功能的两重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村民自治的两重属性。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前者而言体现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建构一种外生秩序。就后者而言 ,则意味着嵌入的制度内化为农村社区的理性规则 ,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实质是压力型整合模式过渡为内聚型整合模式 ,这一过渡的要求是 :国家权力的介入逐渐被取消并被农村社区民主取向所代替 ,也即通过民主技术进行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和村治机构的合法性建构 ,来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目的。但这一演变的前提则在于国家作为导入村民自治制度的主体 ,必须是自觉的、内省的和正义的 ,并在这一导入过程中逐渐将自身客体化。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概述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开始有了法律保障。1990年,民政部根据中央部署,在全国广泛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全面拉开村民自治序幕。1992年,民政部确立村民自治基本内容,民主选举成为村民自治的基础。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2001年,全国均实现了村委会的直接选举。1999年,民政部进行城市社区建设试点,城市居民自治开始实施。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下发,社区建设大规模展开。2002年,北京九道湾社区居委会实现直选,成为基层民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标志。2003年,宁波海曙区成为第一个社区居民全面实行直选的行政区,中国社区直选向深层次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