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司法扩张之检视与反思

当前我国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法对客观行为的罪状描述采用列举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弊端,即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渐行渐远,逐渐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扩张进行合理地限制。     

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之定罪研究

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是目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此,地方司法实践有扩张适用非法经营罪的冲动和趋势。若深度解读非法经营罪相关司法解释的价值倾向,尊重司法解释演进中所形成的传统,结合情节犯中蕴育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则可由此判断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即使司法实践中遇有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定罪处理,也必须按照司法解释中的双重审慎原则进行处理。     

以明确性原则检视非法经营罪兜底性条款司法适用现状——以刑事判决和典型案例为研究基础

非法经营罪,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关注的个罪。判断非法经营罪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不仅要从奉罪刑法定原则为圭皋的中国刑事立法本体出发,还应把作为法定犯的非法经营罪特质、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国家规定、审判实践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司法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批评有失偏颇,至少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排除具体审判实践的差异,非法经营罪规范本身并不存在违反明确性原则的问题。     

非法经营罪中“非法买卖外汇”的理解

“买卖”作为普通用语包括买和卖两个方面的含义,但对于刑法中“买卖”的含义要结合犯罪类型的本质以及刑法规范的目的予以确定,不同刑法条文中“买卖”的含义也不一定相同.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是一种经营行为,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买卖外汇”也必须被解释为是一种经营行为.非法买汇自用行为虽然破坏了国家对外汇的管理制度,但其没有营利的目的,不是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商标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应当以有关商标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公约的具体规定及其所体现精神为参照加以解决.商标犯罪中的"注册商标"应当包括服务商标;驰名商标应在刑事领域予以特殊保护,但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目前难以直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商标犯罪入罪标准所涉及之"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等概念,同样应结合国际法并参照有关司法解释予以正确理解.     

法官如此裁判:刑事审判要点解析·刑法总则卷

有些司法解释规定某些行为的法律适用,把一个行为解释到一个既有罪名的罪状之中,使对其定罪量刑有了明确依据,这种情况并不是把非犯罪的行为犯罪化,而是将本来就应该作为犯罪的行为作出了统一明确的规定,所以这种司法解释同样适用于解释出台之前的行为。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以下简称“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规定:在网络上编造、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非法经营罪研究述评

自1997年刑法设置非法经营罪以来,对非法经营罪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的学理解释到全面深入研究的发展过程。学界对非法经营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法经营罪的界定、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以及其设置的合理性等问题上。其研究成果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

非法经营罪是由1979年颁布的《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分解而来,并且被列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其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即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其表述涵盖广泛,从而使它在避免刑罚处罚空隙、充分发挥刑法的保护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确地采纳法律解释的方法规范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是协调兜底条款社会防卫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必要途径。笔者在本文中,将结合一起亲身经办的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案件,对该条款的理论内涵及司法适用问题发表一些学理见解。     

刍议哄抬价格行为的入罪化

价格问题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哄抬价格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中国现行法律制裁措施对它遏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着当罚性,故该文认为哄抬价格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为此,该文比照现行刑法非法经营罪的法条设置就哄抬价格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了哄抬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了探讨。     

关于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评析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先判断其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并且这一国家规定是指明确此种行为可构成犯罪并需要承担相应刑罚后果的禁止性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仅将发放高利贷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发放高利贷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之“违反国家规定”的前提要件。此外，如果将发放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将导致其与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在法定刑设置上不相协调。     

论非法经营罪的现实冲突与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刑事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个体权利保障及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等方面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这主要是因为该罪第(四)项空白罪状的表述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司法者的自由解释,并进而使该罪演变为一个口袋罪。结合我国的刑法现实和司法现状,应有针对性地对非法经营罪的法律规定作适时必要的调整。     

试论非法经营罪

本文从非法经营罪的特征分析入手，对该罪的认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做出正确的把握。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质疑涉烟犯罪司法解释之共犯规定——从办理一起非法经营案想到的

检察机关在办理王某非法经营案时发现,对于将出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照主做共犯处理的方式易引发新问题。笔者从分析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实际效果以及会引发的问题切入,质疑＂两高＂《解释》对此类行为的处理方式,认为作为没有危险性的行为处理较为稳妥。     

论抢劫罪与强奸罪客观行为的异同

强劫罪与强奸罪的罪状中都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这一客观行为,但是却存在一些区别,特别是他们在暴力的含义、胁迫的外延、其他方法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两个不同罪中客观行为表述相同时,需要我们结合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等等方面探寻立法的原意,加以综合考虑其中的含义。     

资金掮客犯罪的若干思考

资金掮客大肆套取、低息套取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再进行高利转贷,主要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套取信贷资金赚取利差,二是吸纳民间资金赚取利差,三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赚取利差.对此,提出若干刑事对策:一是修订完善《放贷人条例》,以附属刑法形式明确“高利放贷罪”概念和构成要件；二是制定《刑法修正案》,以刑法典形式明确“高利放贷罪”罪状及法定刑；三是制定出台司法解释,先行运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打击“高利放贷”行为.     

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之适当性探讨

高利贷以是否具备经营性,可以区分为民间借贷型高利贷和营业型高利贷。民间借贷型高利贷是契约自由精神的体现,是双方自愿、合法的选择,宜以民法进行规制;营业型高利贷,背离民间借贷的本质属性,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及刑事可罚性,无论是依同质性解释还是目的解释的路径,均符合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要求。《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入罪的类型属营业型高利贷,其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根本要领。     

关于非法经营罪客观方面的探讨

非法经营罪是我国《刑法》中破坏市场经济罪中的一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方面也不断发展。重新梳理非法经营罪的客观方面,对于明确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司法解释应坚持反对类推解释原则

1997年刑法虽然在立法上废除了类推制度、将罪刑法定原则予以立法化,但并未遏制住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类推解释较为普遍地长期存在的现象。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     

蚂蚁花呗套现行为之刑法评价 ——以解构冒用他人账号进行套现为切入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花呗等类似信用卡的透支工具出现在人们的消费方式中,以花呗套现为代表的新型套现方式也成为问题。司法实践中,围绕冒用他人支付宝账户进行花呗套现行为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争论不休,有观点主张按传统信用卡诈骗罪处理,亦有观点则认为不应将花呗产品认定为信用卡,其更符合盗窃、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还有观点认为可将花呗套现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逐一分析上述观点,结合花呗套现自身特点,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找到对于该种行为的合理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