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及路径

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其制度、机构和职业等方面的优势,公证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立足本职、抛弃旧的思维模式,提供多样性的公证服务,并通过在公证机构内部设立公证调解的工作部门、在法院立案大厅设立公证服务窗口、参与调解组织的矛盾纠纷调解等路径实现。     

论多元化视野下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的社会，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为此，有效地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比较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成功经验．把外国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与我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改革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扩大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丰富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形式，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事矛盾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路径。     

法院调解改革新论

调解主持人员的双重身份、法院的职权主义都不是我国法院调解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强制性是法院调解运作的基础。我国法院改革应以扩大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导向,设立庭前调解制度,实现诉讼中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二元机制,在诉讼外另设法院附设调解程序,建立法院内调解程序的二元机制。     

论家事事件审判专门化

家事事件审判专门化包括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的构建和专门的家事事件程序的构建。通过考察域外家事审判专门化之实践,在构建专门家事法庭方面,应从由家事法庭向家事法院转变、家事法庭的审级和设立地点、功能与原则、受案范围、人员组成共五个方面加以完善,而在构建家事事件程序方面,应选择将家事事件程序单独设为《民事诉讼法》一编的立法例,家事事件程序应当包括预先试行和解制、调解制、开庭审理、设立非诉案件程序、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等。     

彝族传统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价值

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是通过德古调解而获得解决的,它是一种没有法院的秩序。而现在,旧的权威逐渐削弱,新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纠纷解决呈现断裂。解决这个问题,要在适应彝族纠纷解决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调解、行政解决和诉讼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清官专断家务事

正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在柳城县人民法院,有个家事少年审判庭,偏偏就专门审理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家事案件无法以官司胜败来论输赢,调解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作为广西家事少年审判改革试点法院之一,柳城县法院积极创新家事少年审判机制,组成一支家事少年审判长团队,专门审理涉少刑事案件和离婚、继承、赡养、抚养等家事、涉少民事案件,与妇联、司法局、团委等部门共     

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八个特征北大核心

化解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要坚持调处结合、调判结合,能调则调,当处则处,该判则判,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充分发挥调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的独特作用。     

家和万事兴——泉州法院家事审判专业化建设工作纪实

正说起"家",家庭和睦的人儿笑开颜,而家中矛盾重重的人们则泪满襟。当家事走上法院,对于法官们来说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依法妥善处理好家事纠纷?面对近年来家事案件数量不断攀升、案件案情和矛盾渐趋复杂的现状,泉州法院立足本地司法特点、闽南区域文化传统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在家事审判工作方面做了有益探索,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积极创新家事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走出了一条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新路径。     

“大调解”视野下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思考

随着"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迅速推广,行政调解以其独特的功能价值和职能优势而日益成为倍受人们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确立了其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行政调解在制度供给、组织设计和实际运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指导,通过加快行政调解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组织等措施完善行政调解制度。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是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典型代表。研究美国社区调解制度对于改造和完善我国的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实现我国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沟通和相互补充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农村ADR解决机制的困境和出路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纠纷呈现出多样化、复杂性等特点,ADR机制的灵活、便捷性使其更有利于解决农村纠纷,但由于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公信力不足、组织不健全等因素,ADR机制在解决农村纠纷中陷入困境。欲解决此问题,需要制定ADR法,增强其公信力,并完善健全调解组织。     

调解制度存在的社会合理性

由于调解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经历了反复,但它能够重新复兴并且在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说明其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现实运行等方面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调解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深嵌在根植的社会母体中。     

调解制度存在的社会合理性

由于调解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经历了反复,但它能够重新复兴并且在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说明其在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现实运行等方面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优势。调解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深嵌在根植的社会母体中。     

中国立法调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近日，中国立法机构出台了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以期解决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构建

《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经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法律强制力,为国际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安全保障。促进该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是我国构建以诉讼、仲裁和调解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我国商事调解法尽管缺失,但可先在司法领域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我国现有的国内调解协议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存在不协调之处。建立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匹配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乃当务之急。我国需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中增加“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并在司法领域制定配套的司法审查制度。     

大调解视野下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再思考

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相较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而言,行政调解目前处于短板地位,规范层面行政调解统一立法的缺失和认识层面相关主体行政调解意识的淡薄分别是其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调解内含的比较价值优势,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然后通过提高相关主体对行政调解性质和纠纷解决功效的认识、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保障机制三方面举措来建构完善的行政调解制度。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矛盾纠纷调解因其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恢复等独特优势,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既要加大调解的力度、积极发挥调解的功能,又要通过司法确认发挥司法对调解的引领、支持作用,还要构建与完善“诉讼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使“调解”“诉讼”有机联系,发挥各自的价值与功能。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实践与现实意义

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是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的保障,也是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建设顺利推进的必要前提。中国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诉讼、调解、仲裁有效对接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国际商事争端提供了更加高效、快捷、低成本的解决途径;同时,提升了我国在区域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新规则制定中话语权,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规范化: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趋势

人民调解作为基层人民群众组织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工作机制,处理了大量民间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呈现出发展参差不齐,甚至在个别地方出现形同虚设的现象。因此,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功能,必须增强调解组织规范化、调解人员职业化、调解方式法治化、调解效力法定化、调解程序信息化、调解管理科学化。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梁平在《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