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探析

对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的判断是防止侦查机关监听权力滥用的最后一道司法防线。非法监听的界定是对监听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判断的前提。司法实践中非法监听表现出多重样态,各国理论与司法实践对非法监听也颇存争议。在我国立法层面,基本没有涉及对监听所获材料证据能力的判断问题。应在立法中确立对非法监听的判断标准,区分附带监听中的非法与合法的界限。     

非法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的比较法考察

从程序正义的视角加以解读,非法监听主要有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他案监听、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等表现形式.其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秘密监听与他案监听系两种典型的非法监听行为,其所获材料应予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附带监听和一方当事人监听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其所获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电子证据之可采性探析——由隐私权保护的角度切入

电子证据是指以电子形式存在,并借助电子设备为人们所感知的、用作证据使用的一切材料。在《刑事诉讼法》已经修改、《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并均将电子证据纳入证据体系的背景下,亟需对电子证据可否用作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条件,即其可采性进行研究。电子证据可采与否的关键在于公民隐私权保护与案件真相发现之间的利益平衡,故有必要对国家机关的监听行为、当事人的私录行为以及"电子眼"的采集等涉及电子证据运用的领域进行分析,从而探寻影响电子证据可采性的具体因素。     

再造监听情报的诉讼价值实现途径研究

随着现代警务科技的发展和监听技术的日臻成熟,监听侦查在控制和打击犯罪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监听手段的法律规制在学界尚存在争议。在实践上,各国关于监听侦查的法律规制虽各不相同,但对于监听情报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据价值都有严格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的大形势下,本文探究性的挖掘监听情报的诉讼价值及其在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规范,期望以此对完善我国监听情报侦查制度有所裨益。     

证据能力及其判断标准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证据理论，其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审前证据筛选程序”。我国学者因受不同证据理论的影响，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理解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证据能力是指“能否进入庭审”还是“能否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同时，对证据能力内涵的研究与证据本质之间的研究具有不可分割性。唯有确定的证据概念，证据能力问题才能获得圆满的解决；而证据能力的研究如果离开了与证据本质的衔接，也难以真正系统地解决该问题。因此，应当坚持证据概念及其属性与证据能力确定上的一致性，证据的属性也就成为判断证据能力的标准。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职务犯罪监听规则之构建

作为现代社会侦查犯罪的一种常用技术措施,监听体现了公权力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尖锐的冲突。各国的监听立法及实践证明,监听手段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可以通过对监听明确立法予以缓和消解。因此,借鉴外国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现状,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必要且可行的。     

我国监听制度立法不足及其完善

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为弥补传统侦查手段不足,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监听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加之我国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几近空白,使得这一有力武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     

美国各州监听立法研究

美国有联邦监听法律法规,但各州也根据自己的立法权制定了一些本州的监听法。宪法虽然为美国人权、隐私权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伞,但自9.11以后,《美国爱国者法案》赋予了美国总统特权,监听扩权问题甚嚣尘上。但联邦层面上对监听问题的监督相对完善,对此的介绍也频见报端,但对各州监听立法的研究却鲜有所见。文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美国各州的监听立法情况,披露了各州监听立法的内容、执法程序、监督机制等等都不尽如人意,权力监督不力、滥用情况比较普遍,以资我国监听立法借鉴。     

刑事诉讼价值观与非法证据防范——论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性

不同国家基于刑事诉讼价值观的不同，对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证明能力大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有四种具体表现形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律对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没有剥夺。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自由价值的重视和肯定程度的提高，为避免对个人权利可能产生的侵害，必然要求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剥夺规定范围内的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以彻底防范非法证据。     

电子证据独立的必要性刍议--以网络著作权诉讼为视角

互联网的出现以及信息一体化使得网络纠纷日增,正确认定电子证据是处理此类纠纷的关键.本文从电子证据的内涵、特点出发,分析网络著作权诉讼中确立电子证据的必要性,反思我国电子证据立法的不足,提出应在我国诉讼证据体系中赋予电子证据以独立的法律地位.     

论刑事证据的审查与运用

如何开展对刑事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使案件的处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与正义,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笔者在认真学习学术专家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分别从刑事证据审查目的和任务、审查评判证据的规则、审查评判证据的要点和方法、运用证据的技巧与方法等四个方面来浅谈对刑事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之观点。     

浅谈侦查执法中的证据意识

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给刑事执法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刑事侦查主体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从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业务能力的培养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改善侦查证据意识淡薄的现状,以更好地为刑事诉讼服务。     

我国民事诉讼电子证据可采性研究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立法仅将电子数据视为视听资料予以适用,但由于其易于复制和改变,证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胁,因此,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研究变得尤为重要。本人试图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得出电子数据在我国民事诉讼作为证据使用的标准。     

测谎结论的证据适用探究

测谎技术在司法实践已得到广泛应用，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及其定位问题却引起了较多的争议。测谎技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测谎结论具有客观性与关联性。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使其不具有合法性要件。从测谎技术的发展趋势看，测谎结论证据资格的取得是值得期待的。     

论刑事证据的新变化

以新刑诉法证据方面的变化为视角,对办案人员应如何理解与把握刑事证据的新变化,如何依法履行自己的职权,如何承担起法定的责任与义务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格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法律的最高权威,是司法人员今后在诉讼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修改后的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律师介入的提前,口供的弱化,要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强化对侦查取证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引导取证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明确范围和内容、把握引导取证的介入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起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良性工作机制,使引导取证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毒品案件证据适用规则

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毒品案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侦查的特点,要求侦查人员须特别增强证据意识,除了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类证据外,更要及时有效地收集好其它间接证据,以求能达到对口供的印证和补证,从而更有效地证明犯罪。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程序初探

检察机关发现、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是从程序上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作者将结合实践从三个方面与读者进行探讨: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通过多种途径发现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及搜集物证、书证过程中的非法证据;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中依法通过多种方式调查、复核、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通过程序启动、法庭调查、讯(询)问、质证、辩论排除非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