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安和解

治安和解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在实践中遭遇尴尬,没有实现制度设立目的,形成了重"调解"轻"和解"的状态。科学地界定治安和解、明确其特征、性质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是分析其正当性及作用、正确适用治安和解的前提与基础。治安和解与治安调解均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方式,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本质的区别。基于正确适用治安和解的需要,则应分析治安和解的正当性、充分认识治安和解的功能或作用,解决人们关于治安案件为什么能和解、为什么要和解的疑问。治安和解的直接依据为《程序规定》第161条,准用规范是《程序规定》153条、154条及《工作规范》第3、4条。因治安和解与调解的不同,《程序规定》与《工作规范》关于治安调解的其他规定均不是治安和解的法律依据,但在治安和解时可以参照。上述法律规范原则性规定了治安和解的适用范围、认可的申请、公安机关的认可、治安和解的时间及效力等。     

治安调解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对因民间纠纷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非处罚性处理方法。究竟需要怎样的治安调解制度,应当将其置于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加以考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关于治安调解的原则性规定,治安调解适用的情形主要在该法第43条和第49条规定调整的范围内。治安案件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只需表明自己的权益受损,证明责任由警察担当。但不应将公安机关的证明责任绝对化,尤其是在当事人因民间纠纷提起治安处罚程序,要求公安机关追究对方责任的情形下,当事人应当对证明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治安调解的程序适用一方面应便于公安机关掌握纠纷事实真相,明确双方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另一方面还须为调解不成或者不履行协议的治安处罚服务。     

应用治安调解权存在问题浅析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某些特定治安案件的方式,也是一种警察权力。公安机关可以调解的治安案件应当具有两个必备的条件：由民间纠纷引起;案件情节轻微。在办案实践中,在治安调解权的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对适用治安调解的条件认识模糊,对治安调解的内容认识不清,治安调解文书的制作不够规范,对治安调解效力存在不同看法等几个方面,并逐一进行分析探讨,提出相关建议。     

构建治安调解执法标准体系的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即治安案件)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独特作用。为了规范治安调解执法行为,提高治安调解的效能,完善矛盾纠纷调解处理制度,针对治安调解执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不规范问题,构建一套科学、精细、操作性强的治安调解执法规范和勤务标准体系尤为必要。     

适用治安调解的有关问题

治安调解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治安调解的规定过于笼统,使公安机关在适用调解时随意性大,程序各异,缺乏规范性.因此,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可忽视的管理手段.     

完善我国治安调解的几点思考

治安调解作为治安案件和治安纠纷处理的一种重要机制,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行法律、法规对治安调解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实践中公安机关对适用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协议的效力等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解决。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治安调解,充分发挥治安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谈谈治安调解书的制作

公安部《关于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于问题的解释》和《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都明确规定:“对需要赔偿损失的调解,应当制作调解书.”可见,制作治安调解书是公安机关在治安调解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因目前尚无统一规范的格式,以致于在实践中对这种文书的制作,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存在很大的随意性,鉴此,研究治安调解书制作就很有必要了.     

治安调解概念新解

治安调解概念的通识与公安实践存在着差异,造成了人们认知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彷徨。可从小治安和大治安两个角度理解治安调解的内涵,前者仅指公安机关(警察部门)为了防止纠纷带来的治安隐患而对纠纷进行的调解工作,后者是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社会主体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而对各类纠纷进行的调解工作。以当事人纠纷行为的法律形态为划分标准,治安调解的外延可分为纠纷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治安违法行为、当事人尚未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纠纷、纠纷当事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为三类。治安调解应以公安机关为主导,其他社会主体广泛参与。     

治安调解操作实务探究

治安调解是基层公安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正确运用治安调解,对于化解民间纠纷、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剖析了当前治安调解执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对治安调解的执法实践有所帮助。     

心理咨询技术在治安调解中的启示与运用

<正>治安调解对于基层公安机关而言,是化解社会矛盾、增进警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2009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查处治安案件1105万起,治安调解372万起,占查处治安案件总数的33.7%。然而,对于民警治安调解的能力,上级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几乎为零,绝大部分民警的调解能力是靠调解失     

天津海事公安局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思考与经验

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提高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重要措施,是公安工作的"牛鼻子",是"三项建设"的关键。近几年来,天津海事公安局紧紧围绕交通运输部公安局"五个狠抓,三个加强"指导思想,稳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笔者结合当前公安执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谈一谈天津海事公安局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思考和经验。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特色与成效——以辽宁省为例

执法活动对于公安机关,是不可动摇的生命线。执法规范化建设对于公安工作,既是基础又事关全局。通过几年来的努力,辽宁省公安机关在执法规范化建设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不仅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还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公安机关执法绩效评估的实践探讨——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开展执法质量“分考总评”为视角

公安机关执法绩效评估,即对公安执法工作成绩与效果的评价与估算,对公安队伍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荆州市公安局对执法绩效评估进行了认真探索,由单纯的执法质量考评转变为执法绩效考核,并推出执法质量"分考总评"的新模式。当前,公安机关推行执法绩效评估,应注意克服将执法绩效评估作为一种单纯的奖罚手段等问题,注重利用公安网络,使考核手段自动化、系统化,充分有效地运用考核结果,努力形成"争先恐后、勇创一流"的工作局面。     

民警在治安调解中的效力分析

治安调解作为警察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公众情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基层公安民警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在处理治安违法的同时需要附带解决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具有化解群众矛盾、厘清经济纠纷作用的治安调解被广泛运用于治安执法过程中。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治安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的效力并未实现有机衔接,有必要厘清应对之策。     

司法反应:毒品犯罪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公安机关执法切入

公安执法的方式、途径、态度对毒品犯罪的生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公安禁毒工作考核项目的设定或有违基本的经济规律或自相矛盾,运动式禁毒行动存在着人为增多毒品犯罪的风险。毒品案件侦查"经营"的迷局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运用难免会泛化毒品犯罪的产生概率;而强制性的隔离并没有让吸毒人员远离毒品圈子,某种程度上还会助推他们从违法者转向犯罪者。面对持续恶化的毒情,定政府"本职"、还公安"本位",规范公安执法或能控制毒品犯罪的生成规模、类型及刑罚。     

论当代社会背景下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我国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之一的公安机关,其执法行为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公安机关如何提升执法活动的公信力已成为依法治国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从当代社会发展引发的执法环境变化入手,结合执法公信力的现实意义,对树立正确执法理念、保障执法程序正义、提升执法人员素质、明确严格执法的工作准则、完善执法工作的监督机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途径做出了初步探讨。     

关于公安机关侦办轻伤害案件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在基层公安机关侦办轻伤害案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未能依法及时办理轻伤害案件，如办理轻伤害案件不及时、警力浪费大量、打击处理不力、导致大量信访案件产生等等。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调查取证工作不够重视、过度追求调解结案、公检法三机关沟通协调不力和伤情重复鉴定问题。因此，应当通过政府各部门全力参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快速及时调查处理、切实加强公检法的协调配合和对公安民警强化执法知识的培训等多种措施对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     

对执法为民几个问题的思考

公安机关和公安执法工作要真正做到执法为民,首要的是澄清认识问题。一是如何定位公安机关的角色?二是如何界定警察的权利和义务?三是如何行使警察权力?四是如何看待警务保障?只有澄清这些认识问题,才能使公安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真正体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执法为民。     

警务创新机制下基层公安机关执法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定法律信仰,不断提升公安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是公安机关面对新形势的必然选择。公安机关基层民警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公安机关执法能力的高低,全面提升基层民警的执法水平,不仅是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更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