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原因及对策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如何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如何协调好这两种治理机制,更好地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着力推进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

正近年来,随着我省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基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不够顺畅、社会组织培育亟待完善等矛盾逐步显现。进一步筑牢稳固的社会治理基础,必须加快推进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强化社区的管理服务功能,及时反映和协调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社会自治方面有关规定

保障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各项权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是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决定》规定,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不得要求群众自治组织承担依法应当由政府及     

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思考——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成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分析,社会利益体系分化后,随着人权、公民权的确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市民社会中利益整合、权利发展与制度文明是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要求。而其主要实现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治理理念,提高基层民主素养和增强基层政府制度能力。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因此，传统的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和健全，需要确立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需要强化社会服务功能，需要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需要强化社会自治功能，从而实现由侧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转变；由侧重外部约束向外部约束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转变；由条线的、单向的管理运行机制向网格的、互动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转变。     

政社互动：太仓的探索与实践

太仓市着力推进的政社互动,基本定位是市、镇两级政府和村居自治组织之间的互动衔接,目的在于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政社互动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实现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归位;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的提升,实现与政府行政管理的承接互动;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基于对武汉市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之路的研究探寻城市基层治理之道。城市基层治理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有效划分与两种权力运行的有机衔接。在未来城市基层治理改革中,必须以此为主线,理顺体制关系、还原社区本质,实现社区事务的分类管理,不断巩固社区自治的社会基础,实现财与事的有机统一,形成多远资金筹措机制,推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载体的基层民主实践得以长足发展,并在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诸多原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良性机制的构建仍处于瓶颈状态。探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并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从任务型自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基于上海市社区调研的分析

调查发现,国家政权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而设定的街政居治的治理格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却呈现出任务型自治的非健康状态。面对任务型自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通过强化理性、权利、责任、合作,以实现街居之间的和谐互动、共生双赢,是当前建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民主合作型治理可以避免街居之间的合作惰性或合作匮乏的困境,是构建合理的街居治理体制的理性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多中心环境治理

政府与“治理”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失败,产生对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制度需求。这种以公民社会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复杂、多样、动态的制度安排为特征的环境控制系统,因适应了治理对象与治理本身的不确定性特点,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其制度构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主要是一个与实际相符的,以公民社会自主提供的治理规则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基于这点,其实施路径必然是一个从局部向整体渐进扩散的过程。     

浅析政治文化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治生活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环境因素。它从个体政治行为、社会政治和政治体系维系与变革三个层面对政治生活发生着影响。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对民族地区基层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制约着基层政权的建立、发展与变革 ;二是影响着基层社区的政治。由于受其影响 ,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建立、发展与变革 ,基层社区的政治生活状况等 ,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为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改变民族地区基层政治生活的落后性 ,必须重视和强化政治文化建设 ,加强基层政治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探析

社会治理实践的伦理追问是指导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他者所指为社会和社会多元主体,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据此有两个面向:一是需要考虑他者的需求,从伦理角度考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省思复杂社会治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蕴;二是确证社会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的他者地位,承认他者的存在,与他者合作共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为他者负责。社会治理他者伦理的基础在于社会诚信,实现目标是社会公正,具体涉及社会治理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商谈伦理、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发展伦理。社会治理的他者伦理问题在理论层面提供一种学科交叉的视角,实践层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支撑。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Pr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 the Chines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present study trace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within which Beijing considers global governance. They include: (1) Confucian dispositions toward non-interventionism and self-governance; (2) the socialist collectivist ethics that stress persuasion instead of unilateralism; (3) a lingering sense of inferiority arising from underdevelopment that harms self-confidence; and (4) the repugnant experience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U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have dominated mo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The consequential Chines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is reactive rather than proactive, problem-solving rather than goal-driven, and attentive to obligation and reform more in other major countries than in failing states. That said, China could still assert global leadership by acting as a model of self-governance for other major countries and by intervening in failing states only through closed-door persuasion and exemplification as opposed to open sanctioning.     

社区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由“美丽园事件”探讨自主治理的可持续之道

本文以"美丽园事件"为个案,着眼于冲突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分析社区治理的管理组织和治理结构,以及各种基本的制度构建和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探讨物业公司、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政府行政及司法力量在社区自主治理的信号捕捉、利益平衡、合约实施、集体选择等环节中的优势和劣势。针对美丽园案例反映出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着重从信号捕捉、社区民主、纠纷解决和监督制裁等方面提出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