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误解:多元文化理解教育视域下的民族高校弱势学生

在多元文化理解教育视域下,民族高校学业弱势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因为遭受了对多元文化差异的误解而处于不利学业发展处境,这些误解主要来自于学校文化与学生文化间的文化距离、教师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偏见以及学生自身文化认同的偏差。     

傣族孩童教养互动机制研究——以云南沐村傣族为个案

傣族孩童教养是在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养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实现的,家庭、村寨、学校、“文化他者”等多元教养主体因子之间及其与孩童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边互动。家庭成员将民族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对孩童言传身教,熏染濡化|傣族与周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同域共居在沐村作为花腰傣文化的典型旅游点进行着多元文化互动|以家庭为中心,整合了其他主体教养实践的开放式孩童教养体系在社会场域中进行着“交响乐式的表演”|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在重重矛盾关系互动中,傣民族平衡调谐,静观其变,守望幸福。由此提出,文化自觉,构建多元教养文化互补机制,寻找互动中的平衡支点,是我国少数民族孩童教养互动实践的普适性价值。     

亚裔美国学生群体特征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亚裔美国学生的高增长趋势和"模范少数族裔"的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较其他族裔而言,这一群体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学业成就、身份认同、家庭背景等方面体现出"亚洲性"群体行为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及其对民族教育发展的影响,可对我国民族教育在教育公平原则和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及具体实施上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选择学医的动机与社会流动的期待

选择接受医学教育的动机与向上社会流动的期待有着密切关系。针对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硕士生群体的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对象五成以上来自农村或社会经济地位为中低阶层的城市家庭。学生及其家长对医生职业的“实用性”和“稳定性”认知,根源在于阶层文化、内生的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稳中求升”的家族主义理念。这是一种基于生活实践又富有想象性的认知。学医的选择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向上社会流动策略,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诠释途径。     

北京市属高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生活现状研究

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一直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的一项事业。少数民族被给予同等地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内地高校更是逐年扩大招收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大学生学习生活倍受关注，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住房贫困对孩子学业影响的研究

以改善居住条件为切入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需要深入分析住房条件与孩子学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体、家庭、社区以及学校变量后,住房贫困仍显著影响孩子数学成绩但对语文成绩的影响较弱;进一步分析住房贫困与邻里环境对孩子学业的交互作用后,发现住房贫困只有在富裕社区里才会对孩子语数成绩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早期基础教育对个体后期教育是积累性和机会性的,住房贫困对孩子早期学业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住房条件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重要物理机制。这一发现带来的政策价值是"扶智必扶住":一是应改直接资金援助为针对性援助,即通过有针对性地改善贫困家庭的居住条件来提升孩子学业,直接资金援助则是无效的;二是只有实现住房条件与邻里环境同步改善才能真正提升孩子学业,因为仅仅改善邻里环境并不会给缺乏优质居住空间的孩子带来学业福利。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内地藏族初中生学业求助的特点及相关因素研究

用问卷调查法对江苏省常州市西藏民族中学240名初中生学业求助的特点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内地藏族初中生学业求助水平较低;在工具性求助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得分明显低于女生;而在执行性求助和回避求助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三种求助方式上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年级差异;成就动机、成就目标取向、学业价值怀疑与学业求助行为有显著关系;自我效能低的学生不愿意求助或选择执行性求助,支持脆弱假说。     

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状况实证考察

通过对贵州省18所中小学11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考察中小学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发现与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成绩相差10分,整体处于不及格状态。通过估计英语学习个人模型和家庭模型,发现学生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和英语教师素质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学生的英语成绩。最后根据上述实证分析成果,提出了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加强中小学英语教师交流培训的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性差别待遇研究——兼从反向歧视的视角分析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

国家实施优惠性差别待遇着实促进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升,但也还存在一些需要不断调适和完善的方面,尤其是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引发的"违宪"与"合宪"之争,是直指"反向歧视"的关键问题。事实上,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性差别待遇不仅蕴涵着党和国家对族际发展结果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民族教育平等、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民族地区专门人才供给的现实考虑。它不会也并没有导致对汉族考生的"反向歧视"。不过,鉴于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性差别待遇也容易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外溢效应,当前为了更好实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性差别待遇,需要用差别化思维再审视这一政策,完善法制保障少数民族教育权,强化加分的分类指导与审查监督,在学校教育中注重传承民族文化和以差别化区域政策提升民族地区发展来夯实民族教育发展基础。     

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学习心理差异及教育策略探索

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在学习心理上有一定差异。了解这些差异,采取相应措施,对提高民族生的学习效果,乃至提高整体教育质量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     

论民族识别理论与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制定

近几年来,有关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议论很多,甚至有人对实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本身存在不足;另一方面,是缺乏对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必要宣传。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识别理论的视角来看,实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不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渊源影响了他们接受教育,而且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和心理认同也影响他们接受教育。因此,在制定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时,应综合考虑民族识别理论所涉及的因素,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更加科学、合理,才能为更多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论民族教育概念的形成及其范畴

“民族教育”一词,在我国实际上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指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狭义指我国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本文所讨论的是其狭义的一面。一个概念的形成,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少数民族教育的概念亦然。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少数民族教育这一概念的范畴上取得共识,对办好民族教育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江之门”的腾飞路——兰坪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纪实

<正>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东部,总人口21.6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9%,境内有白族、普米族、傈僳族、怒族、藏族、汉族等14个世居民族,是全国唯一的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也是全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和受益人口数较多的县份之一。     

维、藏、蒙族青年国家认同研究

本文通过对2014年从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抽样选取的3417个少数民族及1930个当地汉族青年学生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1)维、藏、蒙族青年均表现出了较高的国家认同;(2)三个民族青年与当地汉族对比分析表明,相对于藏族、蒙族青年,当地汉族青年的一般自豪感水平较高,不过集中表现在汉族青年的批判性爱国成分上;(3)藏族青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的评分较高,可能提示了藏族青年对政治经济发展的高满意度或者低期待;(4)尽管蒙族青年对国家分领域表现的评价相对较低,但对国家的热爱却依然较高。     

“培养名校生”：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与育才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下,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底层孩子的教育问题。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25名在北京精英高等学校就读的农村大学生故事,从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来揭示农村籍大学生取得学业成就的家庭机制。研究发现,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中具有鲜明的学业精神,这与新时期农村父辈的流动能力、经验密切相关,可分别从意识形态、行为、态度伦理等方面进行展现,学业精神背后表现为家庭内部一系列的文化仪式和育才策略,这延续了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新世纪中国乡土家庭的学业精神,最大化地着眼于寻求能够提升孩子学业成功概率的办法,该现象彰显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对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信心,也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对底层家庭造成的生命压力。     

社会语境下艾滋病传播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基于云南边境跨国务工傣族女性及其留守丈夫的分析

近20年来,云南某边境县出现了大量跨国务工的傣族妇女,她们大多已婚,流动至泰马边境从事按摩服务。妇女的流动使得当地家庭结构和不同人群间的性关系随之发生巨变, 深刻影响着当地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定。由于艾滋病的普遍流行,“高危人群”设立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差别”特质的产物,先前存在的若干“偏见”可集于一身,把某些特殊人群标定为“危险的他者”,由此影响公众对自身感染风险的误判,忽略“高危行为”这一隐藏于“高危人群”之下的真正风险。     

大学教育更应注重学生动手能力

当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高考,拒绝继续求学上进时,必然会影响我国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这就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测算,2010年全国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今年全国弃考学生约100万人。在这些放弃高考的学生当中,以来自农村家庭者居多。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如果举全家之力背负一大笔债务,好不容易供孩子上完大学,最后还要为孩子找不到像样的     

新时期少数民族人口教育的状况、问题和发展途径——以广西为例

通过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了大幅提升,高学历人口增长迅速,但是各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发展差异明显,整体文化素质低于汉族,个别民族处于后进水平。因此,要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探寻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建立适合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构筑多层次少数民族教育体系;重视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的问题;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待遇和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