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法认知若干问题的反思——兼论相关制度的构建

司法认知是诉讼证明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提出并论证了法律不能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进而主张司法认知的对象应限于:自然规律及定理、众所周知的事实、生效判决、公证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关于司法认知是否可以反驳,笔者认为要分析不同的认知对象自身的特性,并考虑到维护刑事诉讼的公证、效率,分别加以规定。除对于自然规律及定理采取的司法认知不得进行反驳外,对其他事项的司法认知应赋予反驳的权利。最后,基于对司法认知事项所作的"应予认知"和"可予认知"的二元区分,笔者分别设计了两种程序对之予以规定。     

论人民陪审员事实审的范围厘定和程序保障

人民陪审员事实审和法律审难以区分的困境主要在于:诉讼法中未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缺位.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应当在法律适用的逻辑过程框架中进行,可以通过证据得出结论的是事实问题,涉及涵摄、价值判断、举证责任分配的是法律问题.通过直接感知而认识的事实、通过对人的行为和表示的注解而认知的事实以及其他借助社会经验认知的事实是事实问题的三种典型表现.在适用人民陪审员事实审制度前,应当加强对于人民陪审员证据审查能力的培训,构建以事实问题清单为基础的法官指示制度,并通过表决程序安排来保障人民陪审员的表决自由.     

论司法判断的性质

司法判断,包括了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简单案件中的司法判断是一种规定性判断,而疑难案件中的判断则是一种反思性判断。在司法判断过程中,关于案件事实的判断要以事实的查明为基础,而关于法律的判断则要经历融贯性、修辞学和后果主义论证,所以,它是一种理性的判断。最后,司法判断并不是判断者的独断,而是一种具备＂扩大的见地＂＂再现性思维＂和＂共通感＂的主体间性的判断。     

警察出庭作证的理性思考

警察出庭就自己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或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作证无疑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功用。目前在我国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存在司法体制、法律规定、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因此,构建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尚需综合设计,分步实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设计应包括作证程序、作证范围两方面。     

行政调查的可诉性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受"事实行为不受法律调整"的陈旧观念影响,一直认为行政调查不应受司法审查。这是一个理论误区,行政调查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和程序性行为,其违法的行为后果同样应受法律调整,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行政调查的可诉性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受"事实行为不受法律调整"的陈旧观念影响,一直认为行政调查不应受司法审查。这是一个理论误区,行政调查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和程序性行为,其违法的行为后果同样应受法律调整,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认知语境模型视阈下的法律语用能力研究

法律语用能力包括法律主体对生活世界和法律世界相关要素进行投射、整合和建构,实现语境要素重新范畴化和结构化的能力。司法话语行为深受多种语境的影响。在语用知识表征方面,司法话语行为往往需要涉及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认知语境知识,这种选择又深深刻有实践主体认同的烙印。在语用策略方面,无论是推理的内容,还是推理的方式,司法话语会充满冲突和矛盾性。     

法律推理在现代司法中的转向

现代法学从应然与实然、语言与现实、规范与事实以及现代逻辑的发展和法学主张等几方面考察了建立在经典三段论基础上的法律推理的功能限度,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将确定的法律适用于相应确定的事实,而是作为法律推理前提的法律和事实本身的相对不确定,即法律规定与相对的事实之间完全可能不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法律推理依赖于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以此来克服制定法逻辑体系的僵硬。法律推理已经超越形式逻辑领域的固有意义,进入实践推理和价值判断范围,推理在法律领域与逻辑视角间产生了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双重变化,必须在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价值与逻辑赋值之间重新建构法律推理的框架。     

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论司法的社会性与国家性——司法的事实与规范语境

司法一语与司法权不同。司法属于事实领域,司法权则属于规范领域。司法作为事实,既可以是纯粹事实,也可以是法律事实。作为纯粹事实的司法存在于社会司法之中,而作为法律事实的司法存在于国家司法之中。国家司法与社会司法在逻辑层面的差异在于,前者包含着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后者则没有。从历史维度考察,国家司法孕育并诞生于社会司法的土壤中,并且,在国家司法于社会司法之间总是呈现出某种不可避免的张力。国家司法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司法权的成型,两者互为因果。     

媒体监督、司法活动与价值平衡

杨丽莉在《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撰文认为，媒体监督一方面使得司法活动更加透明公正；另一方面，影响司法独立，公民的部分权利受到侵犯。媒体监督与司法活动之间会发生冲突，其原因在于：法律事实有别于新闻事实；司法独立排斥媒体监督；媒体报道的及时性与司法活动的程序性相矛盾；媒体的感性与司法的理性存在对立。媒体机构与司法机关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应通过法治途径，扩大司法信息公开的范围，提高媒体和司法的自律。     

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机构探析

我国《对外贸易法》、《反倾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规定等法律文件在相当程度上已就反倾销司法审查做出回答,但仍属于"前瞻性"而非总结性的规定,内容上难免粗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应当扩大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行政事项范围,将承担反倾销司法审查职能的法院专门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思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如何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准确把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当前司法工作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平等原则要求司法工作必须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坚持公平与正义的目标;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适应平等原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必须注意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包括程序平等与实体平等的关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平等保护与特殊保护的关系等。     

浅谈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伴随着现代商品交易和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走向司法殿堂的。由于电子证据具有无形性、复合性等特征 ,其在识别和认证上与传统证据有很大不同。电子证据能够证明主要案件事实或法律要件事实 ,具有一定的证据资格与证明力。为了消除司法实践中的电子证据障碍 ,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体通过立法、司法、判例和理论研究等方式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随着电子证据在司法证明历史舞台上地位的确立 ,人们必将从“物证”时代走入另一个新的司法证明时代———电子证据时代     

刑法文本中的“公共财产”与“公共财物”研究

我国刑法文本中同时存在着"公共财产""公共财物"这一对相似的概念,导致人们对这两个概念难以形成清晰和统一的认知,进而影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贪污罪条文"公共财物"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和适用。单从概念上进行分析,"公共财物"和"公共财产"的内涵都具有公共性,唯一不同在于外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但从法律方法视角进行分析,对于"公共财物"这一概念应当作出扩大解释,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在内。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指导案例、裁判说理等法律方法分析路径,可以有效消解这一对相似概念所导致的司法适用困境,更准确地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落实反腐败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     

司法过程中理性和经验的辩证关系

文章以哲学上理性和经验的关系为基础来分析司法过程 (即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判断 )的性质。认为司法过程中理性以经验为对象 ,经验经理性抽象而成为观念 ,理性对观念的第二次抽象使其体系化为知识 ,所以理性和经验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 ,并且理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得出结论 :司法过程中 ,理性和经验也表现为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 ,但理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法律事实的层次——基于司法过程的考察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事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法律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证据事实和认定事实三种。纯粹的客观事实只是一种理想性的目标指向;证据事实可以激励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举证;认定事实需要法官公开其自由心证的内容。法律事实的这三种层次对最终判决的影响也是逐级深入和直接的。     

司法正义的实现:司法理性或抑司法经验

司法理性是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实践性的智慧和能力。理性司法过程必须贯彻法治所固有的规则性及其内在逻辑,法治的进程正是在恢复法律的这种理性信仰,并力求以现代法治这一方式创造出更高的法和理性的结合。司法经验是思维作用于存在的产物,是人们通过对生活实践的观察而形成的心得和体会,体现在法官的个性和人性中。所以,司法的过程就是法官在被信仰的公设的法秩序框架的理性下,通过司法当下经验获得对过去发生事实的认定,进而解除纸上法律与实际适用法律的矛盾,实现司法的社会正义的法学进路。     

司法证明认知目标论的反思与展望

司法证明的认知目标不仅决定了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的具体设计,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法律或司法的期待与信任。关于司法证明认知目标论,我国诉讼法学界基本分为三种观点,即作为传统解释的客观真相论、作为主流见解的法律真相论,以及以意见裁判主义为代表的后真相认知观。在司法证明认知目标中,“真相”仅仅占据有限地位,并且协商过程中的意见共识往往十分难得,并非总能如愿实现。因此,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司法证明所立足的正当理由,即证成。推进司法证明认知目标从真相、共识转变为证成,既是对司法证明主体理智能力的尊重,也是顺应认知规律的必然要求。     

论法律的道德批判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两者在价值层面上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这是对法律进行道德批判的前提。但在事实层面上,特别是在执法、司法领域又切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从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来看,用由人的社会必然性直接引申出来的道德准则对法律进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