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完善

当今社会,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行政不作为、行政效能低下、滥用职权等政府腐败现象都十分严重。政府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而服务是通过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来完成的。如何杜绝行政腐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政问责机制是可行途径之一。我国自行政问责建立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要提高我国政府的廉洁程度,缔造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根据我国问责机制中的问题,要想行政问责行之有效,就必须明确行政问责的"谁问"、"问谁"、"问什么"以及"问后的处理"。尤其是问后的处理工作,笔者认为是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关键。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官不为”的成因及治理:基于行政人格的视角

"为官不为"是当前政府高度关切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官不为"恶化政治生态,阻碍全面改革进程。深蕴于行为背后的行政人格是指引行政行为的道德力量,"为官不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人格异化的结果。行政人格异化是行政人员内在精神品质的变异,使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动力不足、能力欠缺、意志薄弱的倾向。与之对应,独立行政人格是行政价值、行政目标和具体行政行为等在单个行政主体身上的道德体现,能够为治理"为官不为"提供主体动力、能力支持和意志支撑。根据人格生成的内外影响因素,培育行政人员独立人格,是"为官不为"的治本之策。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1.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     

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规制

行政滥用职权是当前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能起到事前或事中监督的作用,既能够规制行政权力的运行,也是行政行为正当性之源。因此,我国应将正当程序确立为基本法治原则,并完善相应的具体制度,同时对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权力滥用行为进行问责。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信息动态

·热词·庸懒散贪奢《海南省"庸懒散奢贪"行为问责办法(试行)》出台媒体曝光等可作为启动问责程序线索7月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海南省"庸懒散奢贪"行为问责办法(试行)》。《问责办法》概括、梳理出"庸懒散奢贪"等方面40种问责情形,包括脱离实际,主观随意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导致决策和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     

视点

<正>这样的问责规定显然会传递出一个信号——"张嘴需谨慎"。问责"雷语"官员势在必行,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要从根本上给"雷语"官员治治病。上海市浦东新区最新出台的《浦东新区行政首长问责办法》中,正式将"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与职务身份不相符合等行为,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写入问责条     

中外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

行政问责在我国始于2003年的"非典",与西方国家先进、完善的行政问责制相比,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起步较晚,还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通过对中外行政问责制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论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缺位

行政官员的“问责”在去年的非典疫情后,成为推动我国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建立具体而又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有利于培养一支高效廉洁的行政队伍,有利于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完整的行政问责既有同体问责又有异体问责,二者相辅相成。当前启动的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主体存在缺位,影响了行政问责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就必须加大其中异体问责的力度。一　当前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缺位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渐渐为公众所知,行政问责制度的提出根本是为了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方式,完善国家的治国体系。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推进,显示着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加健全。当前,要围绕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提升提出建议。     

行政问责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前,＂责任政府＂的理念已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得到全面地推行,行政问责在制度上不断地完善,但问责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推行及其功能的发挥。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的重要举措。     

论自动化行政的合法性审查

虽然自动化行政的发展与应用为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提供了动力,但围绕自动化行政的相关法律标准以及问责机制却仍不完备。规制体系的漏洞使行政行为能够借助技术手段规避在主体资格、适用条件、行政程序等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对相对人的基本权益构成潜在威胁。应当基于现有行政诉讼法体系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审查要素出发,扩大主体审查范围、规范自动化行政应用场域,从而完善自动化行政合法性的审查模式,保证自动化行政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薛瑞汉近期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权责不清。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就是对每一个行政人员的权力与责任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拥有清晰的责、权、利，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2．问责范围太小。从一般意义上说，问责的关键在于，只有平时认真负责，才会减少事故的发生。问责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     

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治理与问责制

我国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奢侈行政现象密切相关。从该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出发,可以将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归结为"诱发型"浪费和"原发型"浪费两种类型。完善行政问责制有利于遏制"诱发型"浪费,但要真正遏制乃至根治"原发型"浪费还必须对制度、政策、结构及价值等进行整体问责。因此,考量我国遏制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久治无功的缘由,应该重新审思问责制能否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并以此推进政府的深层变革。     

权责制之价值与在我国的实行

事后问责是我国行政改革的进步,但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单纯事后问责相比,权责制更能体现行政改革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能够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健康发展。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应在我国逐步实施权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