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掮客犯罪的若干思考

资金掮客大肆套取、低息套取金融机构和民间资金,再进行高利转贷,主要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套取信贷资金赚取利差,二是吸纳民间资金赚取利差,三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赚取利差.对此,提出若干刑事对策:一是修订完善《放贷人条例》,以附属刑法形式明确“高利放贷罪”概念和构成要件；二是制定《刑法修正案》,以刑法典形式明确“高利放贷罪”罪状及法定刑；三是制定出台司法解释,先行运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打击“高利放贷”行为.     

高利转贷犯罪案件侦查新论

高利转贷犯罪是一种利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犯罪分子或单独作案,或内外勾结,变换各种名目套取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牟利。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使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处于高风险状态。公安机关应该广辟线索来源,准确认定变相高利转贷的行为,全面收集证据材料,加大对高利转贷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     

村民委员会刑法地位重构

村民委员会在现行刑法立法上严重缺位。我国宪法、民法直接调整的对象包括村委会这一自治组织,刑法中应确立村民委员会的犯罪主体资格,将村民委员会归位到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中,确定村民委员会为非禁刑的执行机关。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由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远程性、无地域性等特点，致使传统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之时往往举步维艰。本文从网络犯罪的刑法界定引出，通过有针对性地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和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归纳域外刑法规制网络犯罪的有效经验，通过比较和借鉴，分析我国现行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方面的诸多缺陷。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现行刑法的具体建议。     

论盗窃罪罚金刑的适用

我国刑法的规定导致了对盗窃犯罪罚金刑的高适用率,这与我国盗窃犯罪群体普遍贫困的特征不符,使司法实践中出现＂刑罚不公＂＂株连无罪＂＂以钱赎刑＂等弊端,背离了我国刑法的立法本意,不利于对犯罪主体的矫正和对盗窃犯罪的整体预防。盗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应充分考虑犯罪主体的经济状况,增加得并制罚金刑、规范量刑程序、强化对犯罪主体的财产控制,禁止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以实现罚金刑的基本价值和功能。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论犯罪成本的刑法评价——以法益分析为视角的体系性研究

犯罪成本属于犯罪经济学的基本范畴,通常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政策语境下被使用,其自身的刑法评价问题很少提及。但该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引发争议,有必要加以梳理和澄清。犯罪成本是否需要刑法评价,这属于超规范判断,判断标准是刑法的目的。犯罪成本如何进行刑法评价,这属于规范分析,分析方法是刑法的解释。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可分为积极成本和消极成本。通过双层递进式探讨,三种消极的直接成本需要刑法评价,应将其作为他罪的危害结果予以另行评价。     

流动人口犯罪控制策略初探——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流动人口犯罪是困扰当前社会治安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犯罪现象。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原因,更有社会方面原因。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观察,社会信任缺失、社会规范缺位、社会网络缺乏是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社会原因。为此,有必要跳出＂罪与罚＂和＂打与防＂的传统犯罪控制思维定势,加强流动人口社会资本建设,增加流动人口...     

我国强奸罪的立法审视与重建

强奸罪旨在保护女性的性权利,是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一个罪名,这足见我国刑法对强奸罪受害人的保护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强奸行为的新变化,我国现行强奸罪在主体上存在女性犯罪主体、丈夫犯罪主体和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亲属之间的强奸主体的缺位情况;在客观方面存在认定标准、对强奸罪本质特征界定的不科学性、对未成年人及幼童保护不足的缺陷。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强奸罪进行立法审视,从主体条件、客体条件和对未成年的保护方面对强奸罪进行重建。     

微观天下

正"七不准"禁党员干部参与非法集资湘潭市纪委发出通知,严禁党员干部参与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成为湖南省第一个出台此类文件的地州市。"七不准"含以下行为:组织、从事、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组织、从事、参与民间高利贷活动;组织、从事、参与高利转贷行为;为民间高利贷活动提供担保;为高利借贷、非法集资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以投资或出借资金等形式获取高额收益回报;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无偿或低息借款,高利出借资金给管理和服务对象。     

金融犯罪立法分类标准的合理性研究

我国刑法一直以犯罪客体为标准进行犯罪分类和章节设置,但刑法分则中金融诈骗犯罪的设置却是以犯罪行为为标准,这一改变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本文以刑法立法分类原始理论为起点,通过对我国金融刑法分类现状的评述,来分析金融犯罪分类标准的合理性。     

利率市场化试点是金融改革的关键

温州民间借贷出现的一些问题,体现了我国当前的企业融资难、民间资金投资难、银行存贷款难问题。要解决好这＂三难＂问题,除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外,更需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作为健全现代金融市场的关键与基础。浙江民资充裕、     

论我国环境刑法的最新发展

20 0 1年刑法修正案以独立条款专门修改环境犯罪的形式 ,拉开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序幕 ;2 0 0 2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两个环境犯罪新罪刑条款 ,并对原有两个环境犯罪条款内容进行了罪状修改及法定刑补充 ,使我国环境刑法有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但我国环境刑法仍存在环境犯罪种类偏少、刑法介入角度到位不够、刑事法网薄弱等不足。从发展角度看 ,近几年我国环境刑法进一步修改和不断完善的走势已是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 ,刑法理论应为我国环境刑法的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论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

国有资产监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现实回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刑法框架内国有资产的界定须以法律为依据,国有资产产生的非法利益、单位＂小金库＂、国家参股企业的资产与收益皆应归属于国有资产范畴;国有资产犯罪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营利型犯罪、占有型犯罪和渎职型犯罪等,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具有量的区别。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要适时调整刑法规制范围,增加财产刑,明确司法解释对国有资产的范围界定,不断强化国有资产的规制力度与实时政策协同。     

简析单位犯罪

1979年颁布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在我国首次规定单位犯罪的是 1987年 6月 2 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关法》。以后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陆续规定了一些犯罪也可以由单位实施。在总结关于单位犯罪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1997年的新刑法用两个条文对单位犯罪做了明确规定 ,在我国刑法发展史上 ,首开在刑法典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先例。可见单位已经成为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刑事犯罪的主体 ,这是现行刑法对旧刑法的重大突破。也是我国刑法在犯罪主体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 ,在我国新刑法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内容 …     

论中国刑法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体现了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之理念，它代表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有学者主张，目前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来分析，在我国实行非犯罪化甚有必要，非犯罪化与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亦相吻合，非犯罪化的理念应贯彻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     

论犯罪阻却事由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阻却事由缺乏研究,更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对其加以重视和完善。本文认为,应当将犯罪阻却事由纳入犯罪论体系中,应当明确＂但书＂规定的内容,在明确界定超法规正当行为和期待可能性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它们为法定的犯罪阻却事由。     

单位犯罪定义的再探讨

结合目前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单位犯罪定义的各种表述 ,围绕单位犯罪的定义中应该包括的内容展开讨论 ,对单位犯罪的定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出于其意志 ,通过其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定位

《刑法修正案（七）》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刑法》第224条之一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不符合犯罪归类的一般规则,不利于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内在协调,有必要将其调整,应将其作为《刑法》第294条之一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的＂扰乱公共秩序＂之中。     

起刑点问题的浅思考

刑法是有关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对犯罪概念的界定是整个刑法体系的基础。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在刑法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法律内容具有明确性,对犯罪的规定亦应符合明确性。我国现有刑法无论总则还是分则都有太多的不明确规定。通过对刑罚谦抑性及我国现实的具体考察,降低起刑点符合社会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