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抑或伙伴:婚姻的社会性别探析

自1791年法国宪法宣布“法律上承认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以来,虽然在形式上,婚姻具备了契约的特征,但在实质上,并不能完全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在婚姻契约中男性任意支配女性的传统和行为,阻碍了两性关系的发展。于是,新型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的建立就有了现实基础,它展示的是平等、和谐、宁静和非暴力的生存状态,其婚姻结构也趋向一种互动的友好关系,基于两性合作、互补的快感,使爱成为生命中最神圣的力量。     

合同法草案基本概念简答

问:什么叫合同?答:合同是现代法律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根据法律部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合同法草案中的合同则指民事合同。广义民事合同是指债权合同、物权合同以及身份上的合同;狭义民事合同是指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我国《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就是说,目前我们采用的是狭义民事合同概念。至于"收养协议"、"离婚协议"等有关身份的约定则不称为合同。在民法理论上,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合同作出不同的分类,如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即时清结合同与非即时清结     

民法典实施后婚姻登记纠纷救济路径的思考

婚姻登记纠纷处理"难"与"乱"长期不能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婚姻登记纠纷的执法权力配置错误缺乏认识,以致对关闭民事程序、启用行政程序的错误规定无法纠正。当务之急是修改《婚姻法解释三》,开通民事程序解决婚姻效力之门,堵截行政程序处理婚姻效力之路,改革民政机关以撤销婚姻登记代替换证纠错之法,根据婚姻登记纠纷的不同性质和不同执法机构的职能配置相应的执法权力与手段,即婚姻登记中的信息错误由民政机关通过换证纠错途径解决,婚姻登记中的违法侵权行政案件通过行政程序解决,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有效与无效民事案件由民事程序解决。     

论我国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与法律效力

行政调解历来就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行政性、专业性、综合性、权威性、自愿性、非强制性的特点。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应包括部分行政争议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民事争议案件。应对行政调解协议基本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现状进行改革完善,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效力、公证执行效力、支付令效力、司法确认效力,并允许约定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婚姻被确认无效后可否再行上诉?

编辑同志：２００２年４月份，我妻子田某诉我无效婚姻纠纷一案，被法院判决宣告我俩婚姻无效，理由是我妻子从结婚到起诉仍未达到法定婚龄。我不愿意“离婚”，就向法院提出上诉，可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像我这种情况不能再上诉。请问：婚姻被法院确认无效后，我还能再上诉吗？赵云赵云读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的，另…     

论结婚登记瑕疵——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28条第4项为分析对象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28条第4项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是无效婚姻,该项规定存在表述方式突兀、涵义不明确等问题。以特定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行为实质是违反了婚姻的成立要件,规定其为无效婚姻不符合法理,也不利于保护被侵害民事主体的利益。结婚登记瑕疵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应从行为是否违反了婚姻的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进行判断。涉及婚姻成立与效力的实体问题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地位

本文分析了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抗诉行为的性质、抗诉行为的目的和抗诉行为的效力。阐述了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地位，既区别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不同于人民法院，而是以法律监督者的特殊身份出现，人民法院和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替代。     

“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

从社会性别看,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恶化。近年来,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也遭遇婚姻挤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剩男"和"剩女"现象,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打破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期待,以及择偶的梯度模式,是社会性别视角下婚姻挤压的三大成因。婚姻挤压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个体角度来看,婚姻挤压直接对青年人的婚姻产生影响。其次从社会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引起社会安全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婚姻挤压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萎缩,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最后,高层次女性的婚姻挤压,直接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解决婚姻挤压问题,必须以对社会性别的平等建构作为突破口。     

性别身份视角下的有效领导与成功领导研究——以建筑行业女性为例

文章从性别身份的视角对女性如何理解并塑造有效领导和成功领导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对来自建筑行业140名女性的开放性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不同职位女性在领导有效性、职业发展、满意度以及发展策略等方面描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结果发现:建筑行业女性对有效领导和成功领导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她们主要以他人导向且女性刻板特质来刻画领导有效性,对职业成功的描述则主要集中在自我导向且男性刻板特质方面.基于以上性别身份认同,女性对塑造有效领导和实现职业成功作出的策略性选择均与能力和职业发展通道有关.     

亲属身份行为的分类研究

张作华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民法亲属身份关系领域的法律行为现象纷繁复杂。身份行为的合理分类有助于民法整个法律行为类型体系的逻辑完足。身份行为首先依其本质特征区分为纯粹身份行为与身份财产行为，以便适用不同法律行为规则。纯粹身份行为又可分为创设性身份行为与解消性身份行为，从而设置不同的效力控制机制。身份行为还可类型化为单独身份行为与共同身份行为、束己身份行为与涉他身份行为。婚姻行为、亲子行为是典型的身份行为。     

由客体到主体:民初女性婚姻权利的变化——以大理院婚约判解为例

在传统的婚姻制度与习俗中,女性并非婚姻的主体,在婚约定立中,她们处于被安排的地位,在婚约履行中,她们是被强迫履行婚约义务的客体,在婚约的解除中,也是被双方父母争议的标的物,这种状况直到民国初年的民事基本法仍然没有任何改变。但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因受西方民法理念及国内妇女运动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判解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的变通,这种变通使民初女性的婚姻权利体现出由客体而主体的变化趋势。     

婚内强奸的宪法学思考

婚内强奸问题曾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婚内强奸的实质是宪法中的性权利和民法中的配偶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具体案件中，委任法官通过宪法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判断婚内强奸中的罪与非罪，是解决婚内强奸的有效路径。     

将反性骚扰纳入民事立法的议程

自2001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有十余起性骚扰民事诉讼案件。原告经历的艰难立案过程以及多数案件最终败诉,与中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反性骚扰立法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是,保障原告顺利发动诉讼,改变“借名诉讼”和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无所依存的局面,需要中国的民事立法加以呼应。文章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充分考虑中国历史、文化等社会背景,在民法、劳动法、民事诉讼法等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目前反性骚扰的立法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     

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探析——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

本文阐述了当前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内涵、现状以及危害,认为公务员职业倦怠主要涉及的是公务员个体与工作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其次,基于"双因素"的理论激励角度分析,认为工作的挑战性、缺乏竞争激励等因素导致了公务员职业倦怠现象的发生;最后,从"双因素"理论的激励因素六个维度引入工作特征模型,提出了具有激励作用的工作以及建立竞争性的激励机制等纾解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对策。     

论刑事诉讼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

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程序公正与工具主义、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为解决这三项冲突,我国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并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要根本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在这几对矛盾中选择其一作为有限价值。文章认为,应当确立保障人权优于惩罚犯罪、程序公正优于工具主义、公民权利优于国家权力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及其社会文化意蕴

本文主要从性别分析视角,通过梳理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揭示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如何被不断建构,从而展现性别化了的历史图景.文章认为性别的变化并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性别表述的主旨,同时,女性形象的变化也与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紧密相关,性别变化背后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要约收购刍议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为获得或加强对上市公司(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而采取的向该公司所有的股东公开发出买入要约的方式来购买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通常为普通股)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上市公司收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除要约收购方式以外,还有协议收购方式.要约收购应当遵循股东待遇平等、要约慎重、禁止滥用反收购措施和保护少数股东即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证券法主要通过制定强制收购要约规则来规范要约收购行为,平衡收购者、被收购者及其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以达到既鼓励公司的兼并重组,又不至于严重损害目标公司少数股东利益之目的,进而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稳定和安全地运行.     

社会政策与性别平等--以对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分析为例

中国实行的许多社会政策对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一些政策对妇女地位的负面影响常常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养老金制度为例,分析了目前的制度安排对女性人口的影响及主要原因.本文认为,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采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平衡当前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健康公平性分析

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是性别平等与否的重要特征。本文利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它相关调查结果,对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地区和城乡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认为健康水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说明中国妇女公平享有卫生保健和提高健康水平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女性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上海的报告

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素质明显差于男性,郊县女性的生殖健康状况堪忧,女性的医疗资源偏少,健康意识缺乏但健康消费优于男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健康意识、家庭地位满意度和是否在业与女性的身心健康呈正相关,因经济原因未及时看病、单亲的、个人权益曾受到侵害的以及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对女性身心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