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香港贿赂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香港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结构具有合理性、先进性以及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而大陆贿赂犯罪立法表现出滞后性和欠缺性,应借鉴香港贿赂立法的成功经验,完善大陆贿赂犯罪立法,从而全面有效地打击日益严重形式多样的源头犯罪--贿赂犯罪,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空间.     

关于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当今社会,贿赂犯罪已成过街老鼠,但就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来讲,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本文试图从国际、国内立法的比较,以及国内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入手,揭示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必要性.     

论贿赂推定

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赂犯罪的一项特有证据制度,具有自身特点和适用价值,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上均未承认贿赂推定,但鉴于仅靠传统的证据规则无法有效打击贿赂犯罪,建议从立法层面上设立贿赂推定条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大量表现为单位犯罪。我国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单位商业贿赂犯罪与涉公贿赂犯罪界限不清、单位商业贿赂犯罪与涉公贿赂犯罪刑罚不平衡、单位商业贿赂犯罪与自然人贿赂犯罪立法不平衡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立法者对公法益和私法益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单位犯罪的认识不足,应通过刑法修正案完善这方面立法。     

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当前贿赂犯罪的特点：犯罪领域广泛，犯罪主体多元化，犯罪趋向群体化，犯罪方式多样化。贿赂犯罪屡禁不止原因在于：体制改革不配套，立法不完善，思想教育不扎实，监督机制不严密，惩治犯罪不严厉。防范和遏制贿赂犯罪的策略有：深化改革，推进廉政建设；完善立法，健全法律制度；从严治党，提高干部素质；强化监督防范，加大力度打击。     

商业贿赂犯罪单独立法新论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侵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行贿受贿行为。它与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有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以及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有鉴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独立品格,我国刑法应对其单独立法,内容上包括上述两类贿赂犯罪的主体在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体系上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由此实现了我国贿赂犯罪的体系从以主体为标准的二分法向以客体为标准的三分法的转变。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点思考

广义的商业贿赂是指凡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行贿、受贿与介绍贿赂现象,都可以称为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商业贿赂中的谋利益问题、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问题、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而要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应该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大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惩处力度;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减少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增加财产刑的适用;在商业贿赂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     

商业贿赂犯罪中贿赂范围的界分——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调整范围之厘清

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应限于财产性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贿赂范围应该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之外,这既是立法技术的需要,也是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应然要求。反腐败应避免盲目的刑法路径依赖,科学、有效地治理商业腐败不仅要以刑法为依托,也要注重从刑法到他法、从法内到法外来构建多层次与多元化的方法和路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刍议

商业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类罪,严重破坏着市场经济秩序,运用刑法手段规制此类犯罪已刻不容缓。由于立法上的疏漏,对商业贿赂相关问题的司法认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产生不同的认识,给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商业贿赂犯罪的客体、犯罪对象,以及该罪在认定中的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职务”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便于在司法过程中准确认定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     

增设影响力交易罪：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新增了贿赂犯罪的内容，这有助于严密抗制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但是，就新增条文贿赂犯罪内容的罪名确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充分分析贿赂新增条文罪名确定的争议后，我们认为，宜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来全面规制间接受贿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的具体路径。     

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详细分析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和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这三点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并根据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商业贿赂罪主体范围探讨

商业贿赂是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社会公害。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依然不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本文针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措施。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刍议事后受贿

事后受贿是受贿罪的非典型形态，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事前有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狭义的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事前无约定的事后受贿（分为事前无约定的在职事后受贿和职后受贿）多种事后受贿行为。以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打击贪污腐败的重点应当放在典型的事前受贿和有约定的事后贿赂上；而从理性刑法以及未来的反贪腐工作形势考察，则应将事前无约定的职后受贿与其他类型的事后受贿均以受贿罪论处。     

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在打击受贿犯罪方面做着积极的努力。2005年10月27日,我国立法机关以全票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9月13日,我国正式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但是,这些仍未能遏制住我国受贿犯罪的发展势头。据NGO"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第80位。这样的位次反映出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严重。因而,我们有必要从受贿犯罪的特点入手,对受贿犯罪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对之策。     

浅析贪污贿赂罪

贪污贿赂犯罪主要侵犯国家的廉洁制度，同时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贪污贿赂的泛滥，不仅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阻碍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能否有效地抑制和消除贪污贿赂犯罪，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本文拟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及本类罪与相关类罪的界限等问题作以探讨。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关于设立业务人员受贿罪的立法建议

自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来 ,非国有事业单位、非人民团体性质的社会团体存在着严重的受贿问题 ,由于没有相应的条款规定 ,尚难追究受贿人的刑事责任 ,已成为全社会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文章围绕业务人员受贿罪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行贿罪的设立构想 ,提出粗浅建议 ,以便理顺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