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科技在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蕴含争议技术风险、系统性风险、弱化情感交流风险、伦理风险和审美风险等多重技术关联性风险。对科技伦理的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伦理挑战、全球科技伦理的发展诉求等不断呼吁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立。要从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理引导、切实发挥制度化伦理辩论基础作用、主动把握科技政策公共导向、批判借鉴国际科技伦理经验四个方面,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伦理结构化:算法风险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算法风险触及、引发、衍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算法风险治理的伦理结构化进路,主要是指通过建构算法设计、开发和使用的伦理原则制度,确定相对稳定的伦理框架和逻辑体系,形成合理可靠的伦理关系结构,从而确保算法符合道德伦理要求。伦理结构化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对提升算法治理能力十分重要,是推进算法风险治理的重要范式,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全面实施和执行算法的道德规范,推动算法的伦理建设进程。算法风险伦理治理结构化的实施路径包括:建构算法风险伦理评估模型与审查体系;提升算法的伦理信任阈值与制定评估指标;设立算法风险伦理问责机制。     

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在现代社会确立和倡导的科技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加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意识,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正确处理伦理约束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对话等。     

社会风险与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

风险社会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特殊显现,它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延伸到社会秩序和公共空间领域,而行为主体伦理责任模糊是风险社会形成与扩大化的深层缘由。为此,必须加强行为主体伦理责任认知教育,提升其主动承担风险后果的意识;厘清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范畴,落实不同社会角色的伦理责任;明晰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行为,探寻风险管理的针对性举措。     

低碳科技伦理风险审视

低碳科技是在科技经济与资源环境悖论凸显的背景下产生的。低碳科技凝聚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必将给社会生态系统带来福祉与多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低碳科技伴随着伦理风险的客观性、隐蔽性与相对性等特质。低碳科技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科技理性的滥用程度、"漂流的"道德责任是其伦理风险的主要成因。为此,构建科技伦理生态,强化科技执业人员的伦理责任,加强企业、政府、科学共同体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引入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等必将成为发展低碳科技的重要指向。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核能危机反思

核能危机是现代性的副产品与负面效应。从风险社会视域反思核能危机,是对科技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但不能否定核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核能安全与公众对风险的接受性、技术进步和政治治理密切相关。责任是核能伦理的关键维度,正当、安全与平等是构建核能伦理的基本原则。     

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工作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必须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意见》明确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要求,提出了科技活动应当遵循的伦理原则,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相结合,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努力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风险社会语境下微博舆论伦理失范现象研究

伴随着微博的盛行,微博舆论中的各种伦理失范现象也随处可见。微博所呈现出的种种舆论失范既是"技术自反性"的表现,同时也在另一个层次上构筑着风险。重提微博舆论的伦理限度,倡导微博舆论主体的伦理意识,无疑是降低社会浅层风险的有效手段。     

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伦理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化解

行政伦理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继承性。儒家伦理文化对我国当前阶段的行政伦理建设产生着一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民主和自治观念缺乏、忽视制度化伦理建设、过分强调主观伦理责任因素及违背社会发展对伦理建构的要求等方面。我国行政伦理建设应从更新观念、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改革等方面来化解儒家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     

数据之身的困厄与开解——身体数据化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数据化技术与身体融合的不断加深助推身体外部呈现、内部叙事与未来规划数据化，使主体在日常生活领域呈现为“虚拟人”，在关键应用领域表现为“智能人”，在社会交往领域显示为“数字真人”。身体数据化在为主体提供生活便利与治理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风险，使主体在数据凝视下产生认同危机，在数据干预下产生隐私焦虑，在数据与资本的合谋下走向审美异化。为此，必须坚持前置伦理与实践伦理相统一的伦理原则，构建问责与负责相结合的伦理责任，在技术善治中回归以人为本、以身为本的价值理念。     

基因编辑的民法伦理边界

基因编辑在精准医疗、改善人类健康方面意义重大,同时也存在巨大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风险。基于民法视域讨论现代生物医学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可以发现,基因编辑在生命平等、代际平等、社会公平和人类发展等层面存在潜在风险。因此,在技术安全性得以确认的基础上,应将以人为本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设定为基因编辑的民法伦理边界。     

在华跨国公司伦理建设现状初探

企业伦理是对企业道德行为、道德关系等企业道德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当前,在华跨国公司在伦理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跨国企业伦理道德存在问题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社会和市场用伦理道德来调控和约束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经济行为。     

智能时代人脸识别技术伦理风险治理

人脸识别技术是智能时代发展的标志性技术之一,它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对人的面部特征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当智能社会普遍采用机器“刷脸”的方式来证明个体身份时,会带来各种风险,包括技术自身的风险与技术滥用的社会风险。从治理的视角看,建构一个包括伦理原则和技术监控机制的治理框架,能及时减少甚至化解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的危害,体现技术“善用”的人文向度。     

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的伦理分析

声誉风险普遍存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个经营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声誉风险事件多图金融伦理失范引起，控制商业银行的声誉风险必须处理好金融伦理问题。对于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的管理，事先预防比事后处理更有效，应将金融伦理监察引入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对银行日常金融活动进行规范，防患于未然。     

中国本土媒介伦理形成的理论与个案分析

真实的媒介伦理并非存在于媒介组织出版的媒介伦理手册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深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之中。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有什么样的传媒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媒介伦理,社会结构和传媒体制不变,与之对应的媒介伦理也很难发生实质变化。但是,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可以通过调整和强化最基本的媒介伦理去改变传播理念,改善传播效果,化解文化冲突。     

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治理研究

人类基因编辑作为新的社会现象,在有助于人类发展的同时,也具有非常巨大的伦理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从现实情况看,人类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和规制漏洞值得警惕和反思。要客观评价人类基因编辑行为,严格区分治疗与改进的不同用途,确立以治疗为目的的人类基因编辑原则,对治疗予以有条件认可,对改进予以严格禁止。要正视现有制度的不足,明确行为界限,强化主体的内在约束,进一步健全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确保人类基因编辑既能规避各类风险,又能增进人类健康。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与法律规制

由专用向通用迈进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由赋能向赋智转变对应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风险，包括人机关系暗藏的伦理风险、人机交互面临的侵权风险、生成内容潜在的失控风险。防范化解风险的法律规制路径，应将辅助原则确立为规范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基本原则、运用比例原则平衡人机交互的价值冲突、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安全评估体系。     

从三方面增强领导干部驾驭风险本领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干部应切实提升风险意识,进一步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以更好规避各种风险挑战。     

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

风险社会下,新技术开发与应用引发风险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及社会控制体系的欠缺与失灵,造成价值理性的迷失。通过强化科技伦理意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准入制度、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完善监督机制等内在与外在控制手段,能够促成技术创新价值理性的回归,防范与化解技术创新可能引发的风险,促进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进。     

以改革增强金融体系抗风险力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能就风险谈风险，就防范谈防范，要从分析风险产生的根源来化解风险。无论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金融本身的原因，都应该通过深化改革防范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