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历史轨迹、影响因素与发展面向

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是东南亚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1967年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持续变动并在安全实践中体现为差异化特征和形态。大国竞争和发展推动东南亚地区形成不同的安全理念和关系性逻辑。大国的推动和东盟动议共同构成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经历了英美苏主导、美苏主导、美国主导、多元并存的发展阶段。这四种形态的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都是由大国在特定时期互动和博弈建构的。透过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发现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大棋局”中，主要存在三大影响因素：美国主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蒙上阴影，东盟引导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维系着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稳定，中国推动下的东南亚安全秩序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共生性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基于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变动的历史轨迹和影响因素，为东南亚地区提供中国安全治理理念、优化大国协调路径、推动各利益方构建东南亚地区新的原则和规范及深化中国和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积极发展的关键。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发展趋势

本文评估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关系发展方向,认为东盟不会发展为军事联盟,东南亚形势总体将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以合作求安全将继续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关系的主线．中国将继续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合作,支持东盟一体化进程,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机制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安全机制是当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本文中，“安全机制”将被界定为“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一种合作形式”。而所谓东盟地区安全机制，在文中则主要指的是以下两类机制：一是东盟组织框架内、涉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二是由东盟主导的、有区域外因家参加的、     

东盟各国关系

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8日,旨在促进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加强互助合作,保卫和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2012年正好是东盟成立45周年. 多年来,东盟历经各种挑战和考验.由于东盟各成员国间在紧密合作的同时加强对外合作,使得东盟克服了各种挑战.现今,东盟已经成长为一个相当强大的区域性组织,东盟致力于在2015年建成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即: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     

东盟“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战略构想探讨

为了维护东南亚地区各国的主权和独立,避免外部大国的威胁和干涉,东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战略构想.80年代,由于发生了越南入侵柬埔寨事件,使东盟中立区构想遭遇极大挫折.冷战结束以后,地区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形成,东盟及时调整其安全战略,组建了"东盟地区论坛",实现了由"中立"到"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本文主要就东盟中立区战略构想的宗旨和主要原则、发展演变历程和外部大国的反应等方面做较为全面的探讨.指出,东盟安全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在大国均势格局下实现地区安全事务的自治.     

“后冷战时代”东盟安全观的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转变.安全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安全意识逐渐让位于新安全意识.东盟也形成自己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要素、安全重心和安全范围等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观都发生重大变化.     

试析中国-东盟安全机制的建构

2003年10月8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巴厘岛签署文件,宣布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使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东盟安全机制的正式建构.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

冷战时期日本和东盟间的经济合作为后冷战时代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制衡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冷战后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双方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而日美同盟及东盟对日防范心理则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     

印度与东盟军事与安全合作试析

印度与东盟的军事与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正在逐年增强。但由于印度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有限，印度与东盟军事、安全合作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加快推进共同体进程,平衡扩大区域合作——东盟2012年内外合作分析

2012年,东盟各国政局总体稳定,经济平稳增长,缅甸进一步融入东盟大家庭,成员国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加快推进东盟共同体进程。在区域合作中,东盟坚持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和东盟的主导地位,但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的协商一致原则受到挑战。展望2013年,东盟将继续有效执行各项一体化计划,缩小成员国发展差距,扩大区域合作,以便于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

作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也被运用于地区层面,成为很多国内外学者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东亚国家对于均势体系或结构的追逐由来已久,无论是东盟的成立,大国平衡战略的实践,还是由于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等都彰显了东亚地区结构的不断变动,显示出东亚地区国家间追逐权力平衡的过程。     

亚太格局视角下俄罗斯的东南亚政策

冷战后随着俄罗斯国家定位的变化,其对外战略相应发生调整,亚太地区成为基本方向之一。进入新世纪,俄罗斯外交的平衡性和多向性不断加强;在其亚太战略中,东盟被看作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重要支点。在变动的亚太格局中,东南亚是大国竞逐的重要对象;俄罗斯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发展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以加强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而在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中,俄罗斯被视为制约其他大国的关键性因素。     

东盟FTA战略的新进展及影响

当前,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成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东盟的FTA战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自此,东盟建成了包括所有周边主要国家在内的FTA/EPA网络,巩固了其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话语权不断增强,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东盟FTA战略的不断推进,对于东盟自身和中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韩国-东盟防务安全合作探究

韩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安全合作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的防务安全合作更加活跃和全面,合作层次和水平不断攀升与提高。“新亚洲构想”与韩国东盟战略的转向、东盟国家“不均衡”的防务安全诉求,以及美国“战略东移”的强力刺激与影响,这些是促动韩国与东盟不断推进和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背景及动因。在短期内,韩国与东盟防务安全合作关系会继续发展和有所提升,但是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过,韩国与东盟不断致力于推进和深化防务安全合作,尤其是暗合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不断施展大国平衡战略的做法,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风险,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定性,不利于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和持久和平。     

The balance of great-power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critiques recent scholarly work onSoutheast Asian relations with the great powers, examining thestrategies that ASEAN governments have used and the effectsof those strateg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outheast Asiangovernments have generally steered away from traditional balanceof power politics to promote a more complex ‘balance ofinfluence’ comprising military, economic, institutional,and ideational dimensions. A key feature of this balance ofinfluence strategy has been its inclusiveness. Southeast Asiangovernments have invited competing great powers to participatein the region'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ffairs so that theydevelop stakes in the region's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authorcontends that Southeast Asian efforts have been relatively successfulto date, contributing to a multi-dimensional balance that isrelatively resilient and places significant constraints on anyexternal power's ability to exercise unwanted dominance in theregion. Received for publication August 4, 2008.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September 24, 2008.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角度看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援助

日本在二战后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除了商业上的动机外 ,还带有很强的战略性。日本在战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分 3个阶段 :第 1阶段是从战后初期到上世纪的 6 0年代末 ,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处于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经济援助的经济意义占很大比重 ,但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且比较隐蔽 ;第 2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主义”的出笼到贯穿整个 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这一阶段日本在外交上倾向独立 ,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化开始显现 ;第 3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这个阶段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意图明显 ,直接服务于其政治大国战略。     

A case of failed interregionalism? Analyzing the EU-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In 2007,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started interregional negotiations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hich failed 2 years later. Relying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elite interviews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EU and ASEAN’s member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wh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terregional negotiations failed. By roo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in a power-based approach,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EU has attempted to secure its economic and regulatory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In striving for such power, interregionalism was initially the intuitive way because the EU perceived ASEAN as a cohesive bloc. However, the EU’s ambitious vision for comprehensive agreements clashed with the actual heterogeneity of ASEAN member states. The failure of the interregional approach is, thus, a result of the EU’s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it pursues with trade-specific issues.     

“印太战略”:以美印日澳的战略逻辑、利益与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

"印太战略"是美国均势+有限遏制+规制+话语诋毁的混合型战略。它意在前沿、中间地带与后方的三层构建不对称的对华遏制性力量,突破中美双边、单区域战略竞争的狭窄战略空间;在多地域与多维度孤立中国,拉拢更多国家在产业价值链、数字经济等层面与中国切割;制订基础建设投资透明化的新标准,嵌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规制;通过国际法、舆论等软性手段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海权发展。虽然共同逻辑都是制衡中国崛起,但日澳印在策略上强调非对抗性。其中避免成为中国优先反制是日本重要的策略目标;印度在拉达克边界冲突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必定使其背上沉重的战略包袱,成为美国的附庸;澳大利亚作为地缘政治影响有限的中等国家,在美国反华行动中冲在最前列已使其利益严重受损。而"印太战略"与东盟所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东盟要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领导作用,定位"印太"为对话与合作区域。所以由于东盟的抵制、印日澳的消极政策,这个战略形成的攻势将很难保持可持续性,其长期前景并不看好。     

云南面向东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前期研究

云南省作为中国与东盟10国联系与交往的重要前沿，作为西部大开发和“泛珠合作”面向东盟的“前沿窗口”和“桥头堡”，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研究云南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校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推动云南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和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为边疆少数民族多重欠发达地区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