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盖卡卡传统法庭

盖卡卡法庭与高高在上的常规法庭不同,它是最大程度地涉及大屠杀的受害者和罪犯双方的,再也没有比盖卡卡法庭更好的愈合大屠杀伤口的办法了。——卢旺达司法部总秘书约翰斯敦.巴斯尼吉①在反思和总结1994年百万人被大屠杀事件的历史教训时,卢旺达政府认为,1994年以前,卢旺达政治最明显的特征是宗派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这使得30多年中屡次发生屠杀无辜民众事件。由于没有惩治罪犯,“不受惩罚性的文化”观念更是畅行无阻,成为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隐患②。有鉴于此,1994年7月19日建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将清除“不受惩罚性文化”作为重要任务,提出…     

试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有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争论由来已久,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卢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国家主权.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认为,只有安理会才能决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以及何时不复存在,故安理会关于1994年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的认定是合法的;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有权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由于卢旺达提出了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动议,按照"不得自食其言"原则,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决议.所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合法的.     

非洲人权事业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人权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具体表现在:人权问题日渐受到非洲国家的重视;维护人权的风气正在逐步发扬;认真反思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积极处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妇女参政的机会日益增加;建立了多个维护人权和发扬民主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但是非洲人权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其发展是长期而艰辛的,只能在困难中不断前进。     

观念、象征与制度：卢旺达族群整合的多维分析

世界多族群国家必然面临族群整合的政治选择,都尝试将国内多元族群聚合,以期实现民族团结,建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囿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举措,形成了差异化的整合方式。其中,卢旺达族群整合的理念和实践富有特色及独特的研究价值。卢旺达的族群整合紧紧围绕1994年种族灭绝事件而打造,以杜绝再次发生种族灭绝为指归。该国政府采取的具体实施策略具有多维特点：在观念层面,以“民族团结与和解”重建价值观,以“浪漫化与批判性”重建历史观;在象征层面,用整体的公民身份取代分裂的族裔身份,重塑国家符号,强化苦难的集体记忆与纪念仪式;在制度层面,建立“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等强力机构,制定系列法律打击一切与种族灭绝相关之行为,立足传统挖掘内生机制保障族群整合的运行。经过近30年的整合努力,如今卢旺达的政局和安全局势相对稳定,经济也取得长足发展,政策成效得到民众较一致的认可。在未来的工作中,卢旺达政府仍需进一步引导人民摆脱种族灭绝的阴影和身份政治的桎梏,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与正义。     

卢旺达驻华大使本杰明·鲁班加博士访问西亚非洲所

2005年9月27日,卢旺达驻华大使本杰明·鲁班加(Ben Rugangaei)博士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并作了题为《卢旺达:一个国家的重生》的演讲。在演讲中,鲁班加大使首先围绕1994年大屠杀事件简要介绍了卢旺达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他最鲜明的观点是:卢旺达大屠杀是殖民者     

教会政治与卢旺达大屠杀

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卢旺达基督教教会深深地卷入了这场血腥暴行。教堂成为主要的杀戮场之一,许多教会的神职人员甚至直接参与了对图西人的屠杀。教会之所以支持大屠杀,原因在于从历史上看教会就与国家政权保持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种族歧视和斗争就存在于教会内部。此外,在内战和民主运动兴起的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就像政府官员企图利用大屠杀作为保持权力的手段一样,教会也利用大屠杀作为打击竞争对手、应对内部民主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卢旺达大屠杀的实例说明,推进教会民主化的斗争已经成为非洲大陆政治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旺达悲剧的回顾与反思

卢旺达悲剧发生的根源:由来已久的部族矛盾,难以调和的派别斗争,激化矛盾的“民主化”运动和卢国内的人口爆炸与经济困难。 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对卢旺达危机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国际舆论对之评价不高,原因是干预行动的效果不佳。 卢旺达内战目前暂告平息,但要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还需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卢旺达新政府面临的考验有:难民问题,前政府军的威胁,重建国家的任务。 部族矛盾已成为影响非洲政局稳定的一大因素,但要解决非洲各国的部族矛盾,就需要有一批不谋私利的领袖,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合国情的解决办法。     

冷战后国际人权法的不平等适用

“人权”在法律上是指“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权利”①，当人权问题超越一国国内法界限上升到要由国际法来调整时，国际人权法就应运而生了。国际人权法产生于１７世纪中叶，而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二战之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世界上最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出于对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的反思，《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和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该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并把人权提高到和国家主权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此，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件，国际人…     

当前国际人权法面临困境的原因

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人权的国际行动造成了更大的人权破坏，背离了国际人权法的目标要求。国际人权法所面临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人权法自身的局限性和法律实践中的因果倒置，目标和手段错位，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立起来     

大赦国际

冷战后，在人权国际化大潮的推助下，人权组织的影响迅速扩大。目前，国际上这类以维护人权为已任的非政府组织约有2300个，规模从几个人到上百万人不等。其中，大赦国际①(Amnesty Intemational)是规模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     

国际海洋法法庭释放渔船的司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审理的案件中有很大部分都涉及渔船立即释放的纠纷,本文在具体考量法庭审理的有关这方面的案件后,认为法庭的司法实践体现了“从速审判”的特点,加剧了国际法主体多元化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相关国内法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萨达姆世纪审判探析

对萨达姆历时一年多的审判终于落下帷幕。虽然属于“世纪审判”,但审理过程与此不符。萨达姆是在伊拉克历史、社会和传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物,复兴党独裁统治的出现或许是伊拉克政治发展不得不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对萨达姆的判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在伊拉克国内外,反应各有不同。无疑,对萨达姆的宣判及其执行将为伊拉克和地区的局势再添一把干柴,使中东的稳定更加遥不可及。     

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因素 ——以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为例

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A People's Court: Emotion,Participant Experiences,and the Shaping of Postwar Justice at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1946–1948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1946–1948) or Tokyo IMT is overlooked for it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onvened to hold Japanese leaders accountable for conspiring to commit aggression, crimes against peac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IMTFE was both a groundbreaking judicial undertaking and a pioneering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This distinction makes it a unique vehicle for exploring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of both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sation. Institutions like the IMTFE are usually viewed through broad geopolitical, legal, and ideological lenses. Although important, these approaches miss a singularly important dimension of multilateralism: the human contingencies that impact international bodies. Using unique participant sourc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imate “trial's-eye-view” of how working at the IMTFE affected the emotions, psychology, and temperament of its personnel. Participant responses on these very personal levels had profound consequences on the tribunal's proceedings, findings, and legacy. Other factors shaped justice in Tokyo, but the responses identified here were common, and their impact significant. Ultimat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people and their experiences—as much as anything—produced the outcome of justice in Tokyo.     

中菲南海争端仲裁庭的法律问题

菲律宾无视它与中国之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存在与有效性,以变相的岛礁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的方式,单方面提起南海争端强制仲裁。虽然此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启动该程序具有非法性。即使中国不接受该仲裁和不参与仲裁程序,也不影响中菲仲裁庭的合法成立及其程序的合法性与对中国不利裁决的有效性。因此,对待仲裁庭的后续书面程序和口诉程序,中国是维持现行政策还是重新参与,是值得重新评估的一个问题。重新参与后续程序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适当政策选择。因为参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可以通过反驳《公约》对之不适用从而避免澄清其地位的棘手问题。更重要的是,依据“南方蓝鳍金枪鱼案”仲裁庭的推理与裁决和中国2006年声明以及国际海洋划界与外大陆架划界案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属于《公约》第281条第1款中排除附件7强制仲裁的“协议”,菲律宾的大部分实体请求属于不可裁决事项,因而仲裁庭应该裁定对本争端无管辖权或不可受理。即使中国继续奉行不参与政策,也不应该无所作为。中国可以采取“间接参与”的方式,在仲裁庭开始书面程序后,公开发表一份正式书面文件,以全面反对菲律宾提起仲裁和反对仲裁庭对争端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

国际社会这个概念现在用得非常普遍 ,但是 ,国际体系这个概念并没有消失。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创立的 ,其中又分成强调规则和规范与共享文化价值两派。他们认为 ,国际体系是条件 ,是源泉 ,是最先存在的一种概念 ;国际社会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 ,一种结果。中国学者在划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界限时具有模糊性 ,实际上两者的发展关键是内涵指标不一样。学者布赞提出的国际社会是由异质性和同质性社会互动后产生的理论突破了西方文化统一全球的囿见。但是 ,国际社会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有其先天性的弱点 ,过分相信和依赖规范、理性的大国间均势和统一的价值观的力量 ,无法重点性地构建和反映现实的力量互动关系。     

美国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美国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于1 962年成立,是现在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该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党派、非政府的民间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免税组织。40多年来,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一直以宣传世界各国领导人关于现实中的重大国际问题和对未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战略观点和政治决策为工作重点。该研究中心与很多国家的政要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与世界各国的3 0多个知名研究所有项目合作。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尤其是美国国会十分看重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能力,认…     

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有密切关系。本文在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关联性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国际机制"法制化"趋势和国际机制理论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