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日本战后左翼文学战争认知理念批判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左翼文学发展逐渐弱化，导致了日本战后文学对军国主义及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与批判半途而废。同时，日本战后的所谓左翼进步文学在对待军国主义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问题上也存在着暧昧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日本共产党及其左翼作家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不能正确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后社会历史发展方向而形成的。     

晚期占婆的港口与政治模式

占婆是由越南中部沿海地区的一系列河流流域政体组成的政权，每一个流域政体有政治中心、沿海港口和宗教中心3个政权支柱。这些政权以沿海港口为对外交流中心，经济上严重依赖对外贸易。晚期占婆在越南的侵略下，失去了沿海港口和对外贸易的自主权，经济上转向了农业为主，文化上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日本“亲台派”的蜕变

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台湾问题长期存在矛盾,从日本角度看是因为日本政界存在“亲台派”.日本“亲台派”源于反共意识形态和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感恩”情结,伴随着日本对自身的安全战略考量而不断强调重视“台湾的安全”,而不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存在.其间,台湾的民进党实力壮大之后,日本“亲台派”逐渐蜕化为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其家族传承、所属政治派阀以及自身政治理念来说,都属于“亲台派”.日本“亲台派”的主政意味着右翼势力会寻机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扩大踩踏中日关系底线的活动,通过打“台湾牌”来牵制中国大陆.     

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吉林沦陷与吉林伪政权建立评析

日本选择在1931年进攻中国东北地区是经过缜密考虑的。“九一八”事变前，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给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熙洽为代表的吉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了妥协和投降路线，以及“国联”的偏袒，日本侵略者在很短时间内毫无阻碍地占领了东北全境，建立了“满洲国”。“满洲国”政府是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而一心想复辟大清的溥仪只是日本的一个傀儡。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阿拉伯两大族类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犹太属性、内部殖民主义和分而治之是以色列处理与国内阿拉伯人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以色列的民族政策造成阿拉伯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遭受挤压、歧视,成为经济落后、政治孤立的少数族类,与主流社会十分疏远。这一现实与以色列理应将全体国民纳入其民族国家构建范畴,以塑造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国族认同的民族构建产生了直接的悖论,并且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     

藤山一雄和他笔下的“满洲森林”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国策的急剧膨胀,大批日本移民进入中国东北。尤其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加剧了日本移民的涌入。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不包括军政人员,全东北已经有150余万的日本移民定居。就中作家近百人,他们绝大多数人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记录了殖民主义者眼中的“满洲”风光,描摹了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一员对“满洲”新大陆的“美好憧憬”。藤山一雄可谓最典型的一个。     

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及其影响评估

叙利亚与黎巴嫩“特殊关系”的成因有四:安东·萨阿德“大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影响;共同的地缘、历史基础;泛阿拉伯生义、反殖民主义和反以色列的深层意义;黎巴嫩国家结构、民族构成和教派分布的镶嵌性特征。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原因同样有四:泛阿拉伯主义动量的消失;美国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压力;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处理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和大国关系时的务实态度;黎巴嫩民众对叙利亚认同感的缺失。叙黎“特殊关系”终结已是不争的事实,将会对中东混乱的政局造成多重影响。     

印第安文化与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问题的历史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同样古老。印第安人的抵抗运动一直没有止息。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进,印第安人的利益尤其是土地权益受到更大的侵犯。近20多年来,印第安民众逐渐成为民众运动的主体,其斗争规模和组织程度有很大提高。与以往的左翼运动不尽相同,印第安人的政治运动带有印第安文化的底蕴。印第安政治运动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行为的正义要求,也代表着“现代化”讨论中的进步方向。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其本质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指向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     

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

从１９１４年７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这段时期，曾先后出现过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举世震骇的“田中奏折”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日本政府还巧妙地利用国际形势和中国时局之变化，见缝插针地推行其“大陆政策”，并不断变换方式使其日益升级，终使“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段近２０年的中日关系十分微妙且曲折复杂、变化多端，文章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大内隆雄的“满洲文学”实践——以大连时代的活动为中心

作为"伪满洲国文坛"的主要作家之一,大内隆雄青年时期受中国左翼文学思想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任《满洲评论》主编时积极关注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评论中表现出左倾的立场及理解。同时,投身于大连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先后主持两个左翼文学杂志,在其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因以上活动卷入满洲共产党事件被检举后转向。对伪满建国表现出的有良知的态度与其左翼活动的经历有关。     

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变革——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解体与封建割据的危急时刻。年轻一辈的中国人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民族沦陷与危机已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在西方和日本统治者眼中，当时的中国甚至不能称之为“国家”。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的选择上，走出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日本式道路”。这种“日本式道路”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学教授小岛清提出的“小岛模型”，它使日本成为投资大国，这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四个阶段中可以得到证明。本文在分析了“日本式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证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对我国有益的启示，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的投资对象、发达国家作为补充     

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模式

政治民主是“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最终目标。乌独立以来所走的宪政道路有两个方向，即政治民主化和维护政权安全。2005年“安集延事件”以来，乌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在发展政治机构和社会民主程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政治民主模式仍保留了总统集权、不容许反对派政党等特点。目前，卡里莫夫总统的政权安全依赖多元基础。未来乌兹别克斯坦政治改革将“小步”前进。     

西田哲学中的“东亚共荣圈”原理——兼与军部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比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田几多郎提出了面向世界的历史课题,即＂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主义＂。西田的世界观是以东亚为视角、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观,其目的是将＂八纮为宇＂的＂皇道精神＂发挥于世界。在日本政府已经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亚洲战略之后,西田提出＂东亚共荣圈＂理念,试图从哲学的世界观、文化观角度解读并深化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西田的＂东亚共荣圈＂中包含浓厚的日本历史特殊性和日本民族优越论的倾向,与军部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殊途同归。     

北海道文学述略

北海道不仅以风光旖旎名重扶桑，其作家的数量和创作成就亦位居前茅。从明治初年登上北海道土地的国木田独步至30年代名扬世界的日本左翼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乃至今日誉满全球的渡边淳一等，均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留下了无数精美的篇章。     

列宁思想遗产对世界革命和越南革命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领导俄国取得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开辟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类历史新纪元。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决策,使苏维埃俄国找到了向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过渡的新道路“。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补充、发展和创新。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背景下,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斗争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创造性的运用、补充和发展,为全世界人类进步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贡献,是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思想。在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下,许多殖民地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桎梏、争取独立和自由而斗争,并在获得解放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革命实践中,带...     

日本“中国威胁论”的成因及其消弭措施

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在日本曾一度沉寂的“中国威胁论”又迅速蔓延，并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泛起的缘由很多，其中两国问观念层面的互动不足，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建构主义看来，观念互动可解决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因此，重视中日两国政府间、思想界及国民的各种观念交流和思想交锋，达成中日两国间的观念互动，是消弭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重构中日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有效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