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安全思想探微

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经历了四代学者的继承与发展.它重视安全的价值取向研究,强调规则、制度对于安全维持的作用,注意对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整体而言,它与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国际社会思想一脉相承,沿着理性主义道路前行,吸收了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合理机理,是三者相互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以独特的研究方式和分析视角丰富了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本文简述了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的非传统特点 ,并对由生物安全所引发的“人本安全观”作一理论的反思。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关于东亚地区国际格局与安全结构的思考

本文就东亚地区国际格局的分析与考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主要涉及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二是在东亚地区国际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地区内各国的对话，至少需要就某些政策原则和行为规则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作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协调机制的必要前提和思想资源。三是东亚地区国际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应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安全研究中的巴黎学派

冷战结束后,运用批判路径的"欧洲学派"或"欧洲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安全研究的理论格局。"欧洲学派"有三大理论分支:哥本哈根学派、威尔士学派(阿伯里斯特威斯学派)和巴黎学派。巴黎学派被视为安全研究的后来者,其独特的理论观点已获得学界认可,其影响日渐扩大。事实上,巴黎学派的安全研究理论不仅不同于传统的安全研究,也有别于哥本哈根和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受法国本土社会学发展的启发,巴黎学派的以社会学为基础、关注(不)安全化进程、重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融合的三大原则体现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并得以对新时代的安全现象做出新的解释,这也正是巴黎学派安全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其对移民、边界控制和国内监控治理等问题的注重亦使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不可避免的是,巴黎学派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研究成果对安全研究和安全实践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显现。     

论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反思和发展。非传统安全 研究强调人的安全的普世价值取向, 但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的背后, 隐藏着国家利益 的诉求。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康德文化的建构成为 可能。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 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东盟:区域化“国际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英国学派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区域化"国际社会"的全球发展趋势明显,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难诠释和驾驭,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在更广阔的时空观中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区域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东盟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

可持续安全目前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新理念。习近平主席近期在上海亚信峰会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这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基本原则,堪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理解可持续安全的真谛,有必要从国际战略的视角予以解读。邓小平30年前提出的两大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伴随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如今可以概括为安全与发展。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及矛盾激化,迫使美国调整在传统国际格局内的政策优先顺序。中美谋求可持续安全有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弘扬可持续安全理念可大有作为。     

解析“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观强调安全的立体性与综合性, 并把安全的着眼点重点放在保护人的 安全上, 其内容一般都涉及生态、社会、经济以及人类安全等领域。与传统安全相比, “非传统安 全”威胁的成因、影响、解决手段都有所不同, 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它还无法超越以国家为关注 中心的传统军事安全。     

“人的安全”理念的形成及其实践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安全威胁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安全理念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人的安全"理念应运而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推广.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安全不可分割是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原则。这一概念经历了和平不可分割、欧洲安全不可分割、俄罗斯—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以及全球安全不可分割四个发展阶段。其理论内核为主体间安全不可分割、安全风险复合体不可分割、全球安全社会不可分割；其实践主张包括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以及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全球安全倡议以“均衡、有效和可持续”为基本框架，通过威胁驱动、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促进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进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