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后,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的认识和做法上均有与前任明显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有对华战略上的需要,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安倍访华以及中日高层互动加速,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出现回暖迹象,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势加剧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因素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两国如何抓住机遇,确立共同利益,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带动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向良性发展。     

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 演变及影响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仍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影响。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中国周边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格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迫使中方让步。安倍最大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近期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会谋求缓解紧张关系,防止局势失控。若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很可能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信守条约,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安倍外交调整动向及未来中日关系

2017年10月,日本自民党再次赢得众议院选举,为安倍政权稳定执政至2021年带来希望。胜选后,安倍在坚持推行既定施政方针同时,对外政策出现调整变化。其中对美由"亦步亦趋"转为"主动配合",在国际地区秩序问题上开始由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安倍对华政策也明显趋向务实,但消极面犹存。安倍政权对外政策调整,既是为因应国际地区格局变化,更是出于加快推进其国内政治议程需要。日本外交政策调整动向为未来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带来新契机。     

试论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松动

试论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的第一次松动祝树春１９５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执政的鸠山内阁时期，正值战后中日关系的僵化阶段。由于二战后对日本实行占领和半占领的美国推行极端敌视中国的政策和日本政府采取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方针，使战后中日关系历尽坎...     

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中国是临近日本最大亦是最古老的国家,自东汉至今,中日关系错综复杂,而日本的对华政策,自古以来就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大因素。一直以来,日本以成为地域大国,乃至世界大国为目标。因此,基于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日本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对华政策,但是,日本的大国目标是排他的,尤其凸显于新世纪出现的零和式对抗,而自古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秉承以和为贵、德被四海的核心理念。即至今日,发展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及特点的外交政策。中国期待开创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亦不惧来自日本的挑衅和敌对。     

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媒体和舆论因素

日本社会媒体和舆论如何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互动,以及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今后思考中日关系时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中日关系的大转换

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客观基础及政治基础的大转换和日对华认识的新变化等 ,都使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转换期。日本政府确立了“重建信赖关系、坚持全面经济援助、开展外交合作、构筑安保体系”的对华新方针。中日关系将呈现出“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大稳小变”的发展格局。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战略后的日本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 ,将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重大课题。     

日本在野党与当代中日关系

日本在野党为当代中日关系的奠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在野党出于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对选民愿望的尊重、议会斗争的需要，坚持中日友好大方向，大力推动民间友好往来向官方发展，并根据执政党的不同主张和对华政策决定是给予适当地配合、还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日本在野党为当代中日关系所做的贡献给未来以启示，中日友好是历史潮流，逆流而动必被历史车轮所倾轧。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理念探源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一直是植根于美国外交实践的三大思想传统。早在几十年之前 ,美国著名的外交史学家、“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在其被称为“冷战圣经”的《美国外交 190 0— 195 0》一书中曾说 ,“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观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 ,并倡导“从现实主义中寻找更理性、更沉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①可见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就存在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法理主义这三大思想传统的对立与协调。以此观察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不难发现 ,“以压促变”也好、“全面接触”也罢 ,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这三大思想传统之间摇摆。然而 ,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 ,美国对外政策的这几大思想传统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又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安倍路线与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软化日本对华姿态,力图摆脱其前任小泉纯一郎造成的日本外交严重困境,同时大力推进日本"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民族主义改造。这与他在政策实践方面较之于小泉颇为突出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安倍路线"。"安倍路线"是一种内涵复杂的意愿方向和政策纲要,各种内涵既有本质上的连贯和统一性,又有显著的外在矛盾和深刻的内在紧张。透视"安倍路线"的性质与政策实践,是准确把握和预料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鉴于"安倍路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国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复合"战略。     

日本自民党提出对华政策指导方针

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最近正式发表了到下世纪初日本亚太战略中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 调查会认为,在对华关系上,日应继续坚持灵活、积极合作的对华政策。1979年日元贷款开始以来,可以说经济合作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支柱,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但中国经济目前开始步入正轨,日元贷款的时代正在结束。2010年前后中国很可能成为赶超日本的经济大国。为了保持和发展良好的日中关系,为亚太地区的“理想变化”准备最佳环境,日应赶快修订包括将来是否继续对华进行日元贷款在内的整个对华合作政策。首先是修正合作对象。过去日把对华经济合作的重点放在扩大生产力上,今后应该转移到提供资金技术,以确保环境保护     

日本国会亲台议员与日本对华决策

近年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推动日本“正常国家化”，日本国会亲台议员频频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等涉华问题上挑起事端，恶化中日关系氛围，使中日关系复杂化。日本国会议员虽然不是日本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其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处于基础地位，其中的亲台议员又具有“幕后性”、“跨党派性”、“组织性”、“秘密性”与“两面性”等特点，正是他们常常干扰日本对华理性决策，以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理性应对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警惕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亲台议联”幕后活动及其不良影响，以便为拓展对日外交、促进日本对华友好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条件。由此，研究日本国会亲台议员及其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政策意义。     

安倍上台后的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

安倍晋三顺利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从日本国内“派系平衡”政治和经济结构性矛盾来看,安倍内阁的国内政策同其前任不会有根本性差别。在外交上,小泉内阁轻视亚洲的政策导致日本外交关系严重失衡,安倍内阁将会奉行何种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还要拭目以待。     

从日本内政看其对华政策调整

正近来,安倍政府的内政可谓问题重重。随着朝野政党对立激化,关于"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问题再次受到在野党追究。为此,急需以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日中韩首脑会谈和缓和中日关系等外交政绩,来对冲内政不力的乱局。从日本政局来看,安倍想摆脱持续发酵的内政丑闻,赢得自民党总裁连任,完成"修宪"战略意图,只能谋求外交层面的政绩突破,而     

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1972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初以发展战略关系为主。1983年里根政府改采“新现实主义”政策,不强调战略关系,更多侧重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布什面临着中美苏关系、亚太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三方面形势,必须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中美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互有需要,发展关系存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