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逆转,而是面临转型。实际上,跨国公司嵌入式的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的供应链系统具有阻止全球化逆转的棘轮效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的生产已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要素禀赋,对他国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其全球供应链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极易受到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的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属于全球治理所涉及的领域。在全球化转型时期,随着公司间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日益充足,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的不断涌现,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很多地区逐渐发挥了"影子政权"的功能,即为公众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为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方面,跨国公司与部分国际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从理论上讲,自愿融资的激励会产生某种类似俱乐部的结构,可以促使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